地方建筑文化传承及创新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08-22

  一、远古先民孕育桂林建筑文化的人文背景

  桂林已发现的宝积岩、苏村屯、庙岩、大岩、甑皮岩、聚田新岩、五马山、灌江流域、资江晓锦村、漠川两岸、建江流域等数十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史前人类洞穴遗址特别集中和丰富的地区。人类始祖从非洲沿海岸线过来,可能先到桂林再北上。据考证,3.7亿年前,因地壳运动,海水消退,自然风化和雨水溶蚀,造就了奇特秀丽的桂林山水。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先民发现了它。距今约3万~5万年前的“宝积岩人”是至今可以确认的桂林最早的原始居民。他们选择的穴居地千百年来一直是桂林核心城区———地理专家推崇的风水宝地。足见桂林先民不仅早已重视人居环境,而且独具慧眼,所选居地经过数万年考验仍被认同。距今1.2万~0.7万年左右,甑皮岩人在同一个洞穴里繁衍生息达5000年之久(之后可能离开岩洞到平地生活)实属罕见。这表明,他们对人居环境选择十分在意;同时也证实桂林自然环境稳定,自古宜人居住。甑皮岩出土的上万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其制造技术在当时已居领先地位,尤其甑皮岩人在1.2万年前制造的“素面夹砂”大型陶器,是迄今大陆考古发现中已知最原始的陶器(桂林可能是陶器的起源地之一)。甑皮岩人还可能是中国最早掌握家猪驯养技术的先民。

  1.2万年前,他们已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传说虞舜南巡途经桂林并驻跸于虞山,说明上古时桂林已不蛮荒。商周时,桂林归百越,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设始安县,治所在今桂林市。桂北出土的商代“天父乙”铜卣,西周铜绕,春秋鼎、尊,战国陶、剑等文物,证明桂林与中原往来,早在秦统一岭南之前。《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贤相伊尹曾作四方令:“正南瓯、邓、桂国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说明商朝与百越早有往来。《说苑善说》中也记载了越人为楚国令尹划船唱越人歌的事。从秦统一岭南后置郡,而未设“属邦”也可看出,桂林在秦以前已较开化。百越建筑,已难找到实物。只能从桂林现今的31个民族15个民族乡和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村寨来寻找其踪迹。桂林苗、瑶、侗、壮等百越后裔退居山区,房屋建筑场地多为坡前涧边,因而孕育了轻巧明快、美观实用的楼寨风格。从典型的壮家麻栏,侗家风雨桥、鼓楼,瑶家半边楼,苗家吊脚楼等民居形式推测,他们可能继承了百越先民注重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筑房屋的习俗。如,瑶族依山结寨,聚族而居,其“半边楼”,半楼,半地。三层,一楼养牲畜,二楼住阿嫂,三楼住阿妹。侗寨鼓楼是族姓群体的标志,模仿杉树形状,楼上置鼓,一寨一姓一鼓楼,对本土资源利用十分恰当。这些建筑,像仙人掌刺状叶(既可有光合作用,又能减少水分蒸发,还有防御虐食者侵害功能及审美价值),其形式与功用统一,毫无矫揉造作。

  二、秦代开凿灵渠促使桂林建筑文化实现质的飞跃

  秦灭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南征并屯兵岭南。为畅通粮运,秦以十余万民工历时4年多在兴安开凿灵渠,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桂林因而成为岭南重镇。800多年后,隋于公元605年至610年开通大运河,往北延伸了灵渠功能。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凿桂柳运河沟通桂林同桂西北和黔东南的水运,避开沿漓江至梧州再溯流而上的回运路程,向南延伸了灵渠功能,中华大地得以南北气血贯通。铧嘴、天平、北渠、南渠、秦堤、陡门是灵渠主体工程,全长34公里。其中北渠4公里,南渠30公里,多为自然河道,人工开凿约5公里。有人以为,灵渠工程规模和灌溉面积与都江堰、郑国渠不可比拟。其实灵渠的主要价值在其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地位作用。“利用自然河道”,开渠引水,首创世界船闸漕运先例,促进民族、国家统一,正是灵渠的价值所在。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有:“治水巧妙,莫如灵渠者”赞叹。其设计科学,工艺精湛,使灵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考价值。灵渠引湘入漓,先由铧嘴把湘江水三七分开,再以大坝拦截江水。铧嘴分水、减压,避免上游江水直接冲击拦河坝。面对上游来水,拦河大坝在江中呈“人”字形摆放而不为“一”字形,可将湘江水的正面压力变成侧面压力。滚水坝斜面宽17米,坝上溢出的江水沿斜坡翻滚而下,可减弱80%的水流冲击力,保护坝身安全。由于“人”字大坝既能拦河又能平衡水位,固定坝身,所以称为天平。北坝为大天平,长380米,七分湘江水入北渠,婉蜒4公里后流回湘江;南坝即小天平,长124米,三分湘江水入南渠引至30多公里外的漓江。36道陡门(即船闸),逐级提升渠道水位,保证船只上下通行。

  巴拿马和苏黎世运河船闸,葛洲坝和三峡船闸,都是灵渠陡门的后代。上世纪90年代初,50多位世界水利专家聚会灵渠边,为灵渠工程的科学性和开创性折服,纷纷称赞灵渠陡门是世界船闸鼻祖。2000多年前,古人能如此精确地测定连接两大水系的地理位置和水位关系,并精确解决分水、泄洪、固坝和通航问题,令人叹服。三将军墓、四贤祠、飞来石等遗迹和传说启示我们,灵渠建筑具有很强的本土特色,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志。它既是组织者深入学习总结民间经验技术并加以提炼创新,从当地实际出发兴建重大工程的生动典范,也是广大民工和当地百姓的血汗结晶。除了灵渠,在桂林我们已很难见到秦汉时代的建筑,但从桂北兴安、灌阳、全州等地发掘的秦城汉墓出土文物考证,可以发现在灵渠文化的推动下,秦汉建筑思想理念和风格形式对桂林影响十分深远。据《临桂县志》所引《一统志》记载,汉代在桂林设置始安郡、始安县时就有城池(相传是汉军伐南粤时所建,其具体位置、形制、规模均缺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桂林城池状况史焉不详)。最近灵川、阳朔出土的汉、晋、南朝时古墓证明,秦汉以后,灵渠建筑文化在桂林不断发扬光大。东汉马援为培育这一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桂林伏波山南曾建伏波将军祠,表彰其功绩。晋代时桂林城北虞山下已建有虞庙。与虞山隔江相望的长脉土岭唐以前已称“尧山”,山上有尧庙。过往官员皆到尧山、虞庙朝觐,络绎不绝。南朝梁武帝在今桂林万寿巷建缘化寺。后为唐代鉴真东渡福地的名刹开元寺(隋称缘化寺,唐初称善兴寺,开元二十六年改开元寺,宋代改永宁寺、宁寿寺,元代名圆觉寺,明代复名宁寿寺,清代称万寿寺。民国后仍称开元寺至今流传千年)。这些建筑大多古朴凝重,威严雄伟、气势恢宏。它们标志着桂林传统建筑文化由此逐渐进入了南北交融的鼎盛时期。所以说,灵渠的开凿,使桂林传统建筑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唐宋时期桂林建筑文化呈现山环水抱、自然天成格局

  从唐宋开始桂林城建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唐代李靖、李勃和鱼孟威等历代官员继承秦汉以来桂林建筑文化的优良传统,并进行创新发展,将桂林城建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唐初以前,始安郡府位于现桂林中学内,以榕树门(今古南门)为南门,城市格局以故始安郡至古南门为南北轴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平定岭南后,授检校岭南抚慰大使,设桂州总管府,在桂林“跑马圈地”筑桂州子城(即府衙城)于独秀峰南(现靖江王城南部)。庠校(即府学)设于独秀峰下,庠校与府衙之间为市,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即以独秀峰、子城、象鼻山为城市南北轴线。后来,公元885~887光启年中,太保陈可环筑夹城于子城之北,辟为居住区和商业市肆。亦传唐蔡袭筑有古外城,北门在铁封、鹦鹉二山之北,南门在南溪山白龙洞前,另在月牙山东还有城防。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靖奉唐太宗命在桂林普陀石林建“庆林观”,太宗亲赐观名并书匾额。在七星岩口建寿佛寺,在岩内老君台上建老君祠。此后庆林观成为我国南方道教名刹。李靖征伐岭南,安抚人民,百姓也曾立祠供奉,传为神灵。唐代桂林寺庙林立,遍布城乡。虞山有舜庙,是儒学中心;西山有西庆林寺是佛教中心;南溪山有白龙洞、刘仙岩等石窟寺庙,是道教中心。此外还有栖霞寺、湘山寺、定粤寺、能仁寺及明代所建中国四大孔庙之一的恭城孔庙等数百座名刹古庙。唐桂州刺史李渤不仅积极疏浚灵渠,恢复河渠运力,还大力建设河渠景致,开发隐山、西湖及南溪景区。

  李勃和鱼孟威由于整修灵渠有功,同史禄、马援一起被后人奉为“四贤”在灵渠边建祠纪念。由于李、鱼等的努力,灵渠通航能力在唐代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此后再也没有超过唐代水平。宋以后桂林城池不断扩建,环城水系得以完善,兴建亭台楼阁,时人更为重视建筑、山水协调一致。至元、明、清三代,桂林均为省、州、县三级治地。这时期建筑突出地反映了中原建筑与桂林本土建筑两种文化的融合,桂林城市呈现出了山环水抱、自然天成的格局。明代设桂林府,洪武五年(1372年)朱守谦在桂林修建靖江王府(1376年建成)后筑靖江王城(故宫1406年始建,1421年建成,比靖江王府晚45年)。王城历286年后,于清初(1662年)在李定国率农民起义军攻克桂林时,被明末降清的定南王孔有德焚毁。城内建筑只剩残基石栏,但用大青石筑成的城墙城门尚存,现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内建起的广西贡院,铸造了广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至今王城城门上仍镶嵌着“三元及第”、“状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靖江王城、靖江王陵虽然遵循天人感应、突出权力中心等要求,强调府城中轴,严守等级礼制,规模、用材“悉尊王制”,绝不僭越,大都庄严肃穆,呈现中原建筑格局,但也深刻体现了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理念。如王城地理,严格遵循峰峦拱卫,特朝远来;山环水抱,聚气藏风的选址规则。坎以独秀叠彩为靠山,依凭鹦鹉、铁封锁北关;伏波镇艮,飞凤护乾;震以尧山屏风为青龙,兑有骝马猴山西苑伏白虎;巽以普陀七星藏水口,坤藉白岩铜鼓掩芳莲;离案仪山巧,前朝南溪情。东临癸水(漓江古称癸水,谚云:“癸水绕东城,永不见刀兵”),三面环湖。王城既符合传统建筑原则,又巧妙地与桂林山水交相辉映,使功能、形式、环境交融,同桂林生活模式、建筑哲学吻合。

  四、桂林传承建筑文化精华彰显历史人文的路径

  俗话说,盛世兴文,乱世筑城。唐代桂林沟渠湖塘星罗棋布,荡轻舟揽胜景的水上游览十分兴盛。南宋范成大称为“广袤数百里”的桂林西湖因碧波荡漾、风光漪丽、转盼若新的美景,而与杭州西湖同列全国西湖八子。隐山曾是西湖中的小岛,李渤将其开发出来,有如蓬莱仙境。但宋、元、明三代围湖造田扩城,使西湖到明代已荡然无存。尽管宋元时期也有开明官员对桂林城池山水多次整治,但秀丽山水终因传统城建艺术不受重视,往往因人而异,人离政息,日见山穷水尽。尤其近百年来,战乱频仍,桂林环城水系衰败更甚,城建体系混乱不堪。不仅沟渠阻塞,水质恶化,江河断流,八角塘等很多水域成了街区名称,“黑龙江”、“臭东江”、“乌苏里江”(污水漓江),相继出现,而且“建筑垃圾”迅速增多,林荫绿地、历史建筑不断减少,宋元以前的古建筑已寥若晨星。直到上世纪末,桂林才真正开始重视水源和环境保护,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关注文化内涵。通过实施两江四湖工程,投入数百亿元资金,连江接湖、显山露水、清淤截污、引水入湖、架桥修路、绿化美化、文化建设等工程,才使环城水系大体恢复,生态环境有了改善,城市建筑有所改观。实践证明,秀丽的山水是桂林的命根,一旦毁坏极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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