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建筑的出路：人文尺度的重建

　　要使当代无序的建筑行为步人正轨，就必须重建建筑理性，避免建筑行为过多地受政治、经济和其他私人性目的的干预。而重建建筑理性的核心则在于树立对建筑行为进行批评和反思的人文尺度。作为建筑的聚合体，城市中昔日那些供人们锻炼、小坐、嬉戏、休憩、会友、谈心的户外活动场所消匿了，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内向孤立、各自为政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那些有利于交往、具有清晰可识别性的令人倍感亲切而又舒适的街道变成了车水马龙的纯粹的交通渠道，广场成了无明确范围的巨大的“空间”，城市则成了人们互不交往、素不相识的黑匣子，在这样的城市中，“人”被“遗忘”了，被疏离化了，成了被建筑隔离而孤独的无根的飘荡者。建筑活动中人文尺度的确立，已是刻不容缓。

　　人文尺度是基于人文精神而对建筑行为进行考察的一种尺度。人文精神是自由、自觉超越的精神，是对人性、人道、人的文化和历史、人的存在与价值等全面的尊重和关怀，而不是有意加以忽略或抹杀曲解，以免使人混同于人之外的其它存在。“人文也是伴随着与天文的对举而出现的。我们所讲的人文更强调了它与自然的对举，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通常意义上是指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及其解脱的思考与探索。因此，人文精神便具有了终极关怀的属性，显示了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而在建筑活动和评价中，人文尺度的确立，目的在于发掘和重建建筑的人文价值，为人们寻求、发现和设计出生活与生命精神的理想之境。人文尺度作为哲学反思的根本尺度，具有为反思奠基和定向的作用，为我们对当代建筑行为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角和倾向。因此它是根本的、终极的和不可或缺的。当我们以人文尺度来考察当代建筑的现状时，我们发现在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渐分裂，工具理性压抑着价值理性。其结果是物役性取代了精神品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对理性价值的崇尚；短期行为取代了终极关怀。大量的建筑活动成为开发商追逐利润的纯商业行为或行政长官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而不再关怀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这就背离了建筑的根本性质与目的。因此在建筑创作和批评中，唯有以人文尺度为依据，才可能判别建筑行为是否真正强化和改善了而非破坏了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而其他的一切尺度，无论是科学的、艺术的、逻辑的、感官的尺度，还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尺度，都只是外在的衍生性的尺度。如果我们在建筑活动中丧失人文尺度，那么建筑活动即使有再多的“创作”和“成就”也难免走向本末倒置、丧失其自身的意义的命运和境地。

　　在对建筑和建筑活动进行批判、反思和评价的过程中，人们所获得的是对建筑及建筑行为的总体的印象和体验，而不是分析推理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们所关注的建筑的焦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是“建筑物”，而是自己对于建筑的感受和体验，这就决定了建筑以人为本的问题意识和尺度。只有以人类的存在意义和实际需求为核心，建筑行为才不会迷失其方向。一个平凡的生活空间，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在人的参与下就大为不同，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人及其活动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因素；建筑环境中人的生活空间比建筑物本身更为根本、更有意义。因此日本的建筑师丹下健三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空间，就是人们交往的场所。因此，随着交往的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向更高级的有机化发展。建筑环境在人的交往中起到了场所、背景和媒介的作用。动物要以洞穴来遮风避雨，有安全和归属的要求，但它们没有更高的要求。而人除了生理的要求之外还有更高的要求，即心理要求或精神要求，建筑首先和最起码的要求是能遮风挡雨，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然后是提供尽可能适宜的物理条件(包括温度、湿度、噪声等级等)，然后是心理方面(如私密性、归宿感、交往的可能性等)。在交往的过程中，又引起了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就包括了尊重、自我实现等要求。美国学者欧文·埃德曼认为：“绘画可以被深藏于博物馆，诗歌可以被束之高阁，音乐可以掩耳不听，但是建筑物总要进人事务缠身、来去匆匆者的视野。”我们无时不在建筑的世界中生存，无时不在体验建筑。对建筑的体验实际上就是对自身和建筑环境关系的确认，从而也是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和关照。从根本上讲，建筑不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它是在与人的现实关系中的存在，是在人的理解和体验中的存在。正如汉宝德先生所说的：“人文主义的建筑家所努力以赴的是把人性中高贵的品质呈现出来，提升人之为人的水准。”建筑本体意义上的属人性，在于它指向人的自身完善的终极价值和目标，因此建筑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担当起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特殊使命。它要求建筑活动更加贴近公众，更加深入公众的现实生活，反映和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反对和抵制一切不能造福于现实生活的观点和行为；另一方面，则要坚守建筑活动的终极目标和人文取向，保持现实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避免建筑活动中的任何非人文化取向和本末倒置的追求。要走出建筑师毫无主动权而必须对业主唯命是从的怪圈，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我国建筑的设计、审批、管理等体制的不健全，使得从规划、设计到审批、投资以至于施工、管理都与建筑的使用(接受)过程相分离，同人的真实需要相分离。这就使得一些行政领导有可能不是把建筑作为人们生活的天地，而是作为自己的“功德碑”，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依据不是建筑能否满足人们生存与生活的需要，而是能否赢得上级领导的赞誉，获取升职的法码。因而许多建筑便不再是建筑师发挥专业特长而自由创作的成果，而是长官意志下的怪胎。可以说，很多大型的建筑项目，不是建筑：规划设计的，而是领导定样式，建筑师画图，施工队动手的产物。所谓的建筑规划，就沦为建筑师中流行的一句话那样：“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杜绝行政领导对建筑行为的过多干预，给建筑师以更多的自由空间，这样才可能使建筑师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创造出真正符合人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需要的“作品”。总之，建筑行为是为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离开了对人的关注，建筑行为就将沦为无源之水。

　　四、结语

　　只有关注人的本质需要，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作为出发点的建筑行为才是理性的建筑行为，才能一方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建筑业已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活动的触角已遍及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部门。可以说，建筑活动的水平和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建筑行业中恢复人文精神，重建评价建筑行为的人文尺度，杜绝房地产开发商纯商业动机的开发行为，阻塞行政长官利用建筑来为自己谋取“政绩”的通道，使建筑的“主人”真正同建筑的使用者建立起必要的有机的联系，这样才能保障建筑在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功能，才能发挥建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长久稳固的动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