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动力及其隔离效应
　　
　　关于空间分异形成机制的结构视角倾向于把空间分异归因为外部作用力，包括经济重组、制度变迁、公共政策的排斥等因素，是非自愿性隔离的产物。
　　关于居住空间分异，人们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收入水平上，因为收入的高低制约着人们进入哪一类住房市场。在社会分工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收入取决于职业资格以及人们在组织中占有的地位和从事的业务。职业的稳定性是在生产系统和社会分层体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一个人能得到什么类型的住房依据他们被社会整合的程度。但是，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的高度结合为各阶层的社会接受度设置了不同标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城市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程度、支配性权力的利益追逐和歧视性制度的主动排斥都在结构层面上削减了弱势群体进入住房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美国学者凯恩指出，工作岗位的郊区化和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居住隔离是造成内城工作技能不足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失业率较高、收入相对较低和工作出行时间偏长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空间不匹配”假设。这一假设实际上揭示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问题，一方面弱势人群由于进入市场能力低下无法购买郊区高档住宅而被迫滞居在内城，同时生产性行业的外移使他们在内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到外城上班的时间成本。城市地理空间和主流社会关系的反向流动减少了弱势人群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
　　住宅阶级理论认为，人人都希望有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城市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各社会群体必须借助不同的社会资源争取到不同的住宅。一般而言，较富裕者会住在环境清静宽敞、设施现代的郊区，贫困者因交通费和楼价的昂贵只能留在城市中心附近破旧拥挤的贫民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和支配性权力追逐利益的产物。城市空间私有化的过程也是住宅市场化的过程。房地产业只对利润和保持城市的商业活力感兴趣，随着私人空间占有面积的扩大，他们将城市空间从传统空间中剥离出来，公共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并逐渐消失。私人控制公众准入以保证本体性安全。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考验着各阶层进入住房市场的能力，对此，卡斯特指出，住房不平等被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层次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公共住房生产与管理的经济制度、文化机构的不平等待遇所强化。
　　这些不平等待遇的源动力来自于支配性权力对利益的追逐。社会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列菲弗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的商品生产。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利用空间来构筑区域互动的功能性网络，利用空间的断裂阻隔稀有资源的外泄。他们形成自己的封闭空间来创造神秘感和社会距离，形成消费空间的排斥性壁垒，从而维持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对此，列菲弗尔做出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赖于边缘的知名度，中央周围的只有屈服，被剥削及依赖的空间：新殖民空间”。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是社区历史感的终结以及地方在流动空间里的被废弃。
　　空间作为意识形态的支配力有诸多表现：维持城市表面的繁荣，塑造城市新形象，忽视作为落后、野蛮、犯罪发源地的“不可见空间”；引导和营造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强调自由、安全、宁静等都市贵族式的生活品质；利用空间规划和住房政策实施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阻碍弱势群体的空间流动等。种族主义、居住隔离和城市规划中的歧视性政策是贫困人口聚居的主要原因。
　　结构性动力的实际影响是为地域空间分异和社会空间极化提供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区别保持了时间上的持久性。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确立了对资源的控制权，维持了与边缘区域人群的分化。因此，空间的分异导致了各阶层社会距离的扩大。空间隔离在阻止交往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空间上的隔离与孤立就意味着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接触、竞争、参与的缺失，有助于维持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