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 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
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 顾命》、《论语》、《礼记 礼运》、《易 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