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潮的高涨，研究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为中央在全国选取试验区时提供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和能够操作实施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就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天津滨海新区
　　　　
　　 1.引 言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建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建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湖北、湖南、辽宁、广西、四川、广东等地区正在同时发力争夺下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但是，由于改革一方面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要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区应该具有较全国其他地区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较大的优势以承担改革的任务。
　　在实践运行上，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有选择性的。在第一轮申报中，全国一共有7个开发区、特区、新区参与试验区的申报，而国家仅批准了浦东特区的申请，至今也一共只批准成立了三个试验区。
　　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分析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有着较为广泛的区域经济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区域经济理论为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2.1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源于对区域发展非均衡规律的考察，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提出的，他认为增长极是“具有推动作用的关键产业”。在高度工业化的背景下，受劳动地域分工规律的影响，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表现为主导产业和创新企业首先在某些城市和地区集聚并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然后向外围扩散，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增长极指具有优势区位和推动型产业的地理空间。
　　增长极对周边区域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作用机制。极化效应指增长极利用优越的发展条件，快速和大量地吸纳区域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促进自身的经济能量积累的过程。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增长极本身经济超速发展，获取累积因果循环效应优势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增强区域内部竞争力和对外部区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第三，整合区域各类经济资源要素，奠定区域良性发展的初步格局。
　　扩散效应是指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由增长极向外围地区扩散并由此带动腹地经济发展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更加合理的区域发展秩序建构的过程。扩散效应的作用结果加快了腹地经济的发展速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带动大范围区域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它通常是通过邻近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多种扩散方式实现的。
　　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运行的两种作用机制，是区域空间的组织过程。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强度不同。在初级阶段，增长极的作用以极化效应为主，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扩散效应增加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推动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发展向协调发展演进[1]。
　　 2.2 空间结构理论
　　空间结构理论就是研究区域空间结构五大要素（流、通道(线或轴)、网络、节点和等级体系）在地域上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的理论，其研究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不是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经济社会现象的最佳区位，而是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区域发展是一个由点及面、渐次扩展的动态过程，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以区域空间结构为重要依据。这一理论认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的轴线在空间上延伸，点与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经济联系往往在空间上沿着线状单元联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最终形成经济网络。
　　第二，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使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阶段性。不同的区域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区域空间结构。对于处在离散均衡阶段的区域，应采取增长极模式与分散地域一体化相结合的战略；对于处在单核极化发展阶段的区域，应采取点轴开发模式；对于处在多核扩散阶段的区域，可采取网络开发模式与均衡功能空间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处在均衡网络化发展阶段的区域，则需要寻找新的不均衡发展模式，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由低级有序的非均衡转向高级有序的协调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