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设计事务所蓝天组的代言人，普瑞克斯把他们的设计理念——“开放建筑”定位于一种“边缘性”意义之上，使之包含了一切不受局限的、可以充分发挥或选择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恰恰又是建立在构拟我们“世界和社会多样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之上。其实，这种充分尊重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并依据客观现实重构和模拟这种展示非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空间的精神，也正体现了混沌理论的精神。普瑞克斯是否真正接触过混沌理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理论在客观上真正体现了混沌学某些精髓性的东西。
屈米与普瑞克斯不同，他是混沌理论的热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许多场合反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形式和功能之间，结构和经济之间，形式和程序（program）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线型的因果联系，重要是要用“一致与叠加、置换与替代的新概念”，还有混沌的思想，来取代它们。他认为，在建筑设计中，任何追求和谐、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动机都是于事无补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当代建筑师需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穿插与对抗，是各种建筑构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混合。他明确指出：“建筑的定义不可能是形式，或墙体，而只能是各种异质的和不协调因素的结合。”屈米讨厌一切稳定的、确定的、静态的和无变化、非超前性的设计。他宣称，冲突胜过合成，片段胜过统一，疯狂的游戏胜过谨慎的安排。屈米不仅以一套非线型思路来规约单体建筑（如他的成名作巴黎拉维莱特公园，1982~91），而且还把一种非确定性的混沌思想贯穿于他的城市美学之中。他热切希望设计一种可以对发展新的社会形式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文化的和艺术的“语境”，而摒弃那种只是着眼于过去或现在的、不包括任何预见性的僵死的环境。他对等级明确的传统城市极为不满——它们往往以寺庙、教堂、宫殿等为中心；对现代主义的城市同样怀有深深的敌意，因为现代主义也通过严格的分区，把城市空间分成工作空间，生活空间，服务场所等。屈米希望他的城市在形式上是反简洁的、无等级的，在价值上是非传统的。他不希望以一种决定论来限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当代城市应该给人提供无限的自由和可能性。这与他在《事件建筑》中所张扬的那种建筑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屈米的思想中心，说到底，就是要建构一种混沌建筑，一种以非线型形式构造、以混沌思想定义的建筑。
詹克斯认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三座建筑，即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埃森曼的阿诺诺夫艺术中心，李伯斯金柏林博物馆，均为非线型建筑。因为这些建筑不仅仅采用了电脑辅助设计，更主要是采用了混沌思维方法，那种非逻辑的逻辑序列，非秩序的混沌的秩序，既表现了对建筑自主性的充分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建筑与历史的、现实的对应关系。
不过，最能反映混沌思维的成功范例，应该是艾西顿？雷加特。麦克杜加尔（Ashton RaggattMcdougall）的墨尔本（Melbourne）的多层大厦（Storey Hall）。这个工程以分形学为基础，以两种花砖作为象素手段，通过一种视觉拟态，在自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绝妙的融合。在这里，既规则又混乱的分形，组成一个自支撑、自生成的视觉拟态场所，成为新古典主义建筑之间的一个既怪异又新颖、既简单又复杂的和谐空间。在这里，我们无法用普遍的逻辑推理和线型思维解读设计者的意图。因为这里不存在任何点、线、面的关系，只有一种由不规则的曲线、不规则体块和色块组成的大杂烩。正是这个大杂烩，正是这个无设计的设计，在自我呈示的同时也赋予周围的环境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要寻找一种混沌学或非线型的最佳图解，这个设计也许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混沌思维为当代建筑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也赋予建筑师一种更加自由的创造精神。在秩序与混乱、静止与运动、确定与变化这样一些对立项之间，建筑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选择，甚至双极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线型思维方式在这里已经没有立锥之地；建筑师的设计将不再囿于任何固定的框框，而是以自然生物（厥叶的茎线分布）、生命构成（如DNA结构图）和自然现象（如山、闪电的形式）等为灵感触媒，创造出更灵活、更富有有机性和更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生存空间。
非理性思维
对比一下哲学、文化领域与建筑美学领域的互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非理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
当代反现代理性的急先锋福柯说：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然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结局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在建筑领域，最善于制造新闻效应的埃森曼则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建筑现实在媒体化世界的处境。这就意味着移换人们所习惯的建筑的状态。换句话说，要改变那种作为理性的、可理解的，具有明确功能的建筑的状况。
而最有才气也是最善于玩弄理论玄虚的李伯斯金则一边在“大路上钓鱼”（Fishing From the Pavement），一边用福柯式的语调向世人宣告：现代性即告结束，人类理解现实的那种启蒙式方式，伟大的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式的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即告结束。人类同世界关联的那种旧有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理性人类对非理性的荒诞的宇宙情景的反映模式——已经结束。
我们不必对福柯和建筑师们对理性的声讨和对非理性的呼唤的语境和时间进行详细的考证。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学对当代建筑的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是，建筑师们在摒弃理性思维之后，是否真的迈向了非理性思维？
在“两线之间”一文中，李伯斯金就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设计柏林博物馆扩建工程时，非理性思维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要讨论建筑，就得讨论非理性的典范之作。在我看来，当代最好的作品就是来自于非理性，虽然当它流行于世界，统治并摧毁什么时，总是以理性的名义。非理性… …是我设计的起点。”
为纪念著名作家马赛尔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而设计过“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的J.海杜克（John Hejduk），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坚定的批判者。和李伯斯金一样，海杜克也认为理性主义建筑是一种已死的建筑艺术，并且在这个方案中运用了非理性设计思路。他说，“ 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是一种“对死亡的建筑艺术的注释和回答……我高度重视大多数的理性主义派建筑师，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是他们都在从事一种死亡的建筑艺术。这就是对他们的评价和答复。”
除了埃森曼（Peter Eiseman）、李伯斯金、海杜克之外，被詹克斯称为理性主义的扼杀者的库尔哈斯，达达主义美学的当代传人索尔金（Michael Sorkin），推崇疯狂（事实上就是非理性）建筑学的屈米，共生理论的倡导者黑川纪章，还有专门设计具有未来主义野性美的景观建筑的L.伍兹（Lebbeus Woods）等人，不仅对理性美学大加挞伐，对非理性美学极力推崇，而且也将非理性思维用之于设计实践。
《建筑中的自由精神》一书的编者安德斯。帕帕达克斯和肯尼思。鲍威尔（Andreas Papadakis&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