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出版业（尽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纸质出版业”而显出陈旧和落后的迹象）在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
1．人际沟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距离的无限扩大、人际接触面积的无限扩大和人类知识与智力的流通性加剧，积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纸质书籍及其生产的难度的减小，尤其是20世纪后期计算机加入图书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在出版业的应用，一夜之间将铅字排版和相应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废铁，大量的铅字排版工人骤然失业，出版业瞬间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计算机的无色革命很快替代了当年古登堡们所发起的白色革命。中国的王选简直就是中国的古登堡，他创造的方正汉字电脑照排系统和平台迅速地将中国的出版业提升了一个位次。由此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距离飞快加大和人际接触面积的飞快扩张。图书的生产速度几乎就象流水线上的汽车或电器，一排排地扑向书店的店铺或图书馆的书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品种每年就达到了10万种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数字化出版借助于网络和由网络支撑的大规模数据支持，更使得图书传递给读者的速度几乎以分钟或秒钟来计算。过去人们在传播知识或各种智力成果时，主要靠的不是图书的广泛发行，而是靠的口口相传。图书只是社会上流阶层享受的奢侈品。试想，春秋时期的诸子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得不赶着牛车或马车，“享尽了”四处颠簸之累和劳顿之苦，鼓动如簧之舌，唾沫飞溅地向各种对象述说自己脑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发达的出版业，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曾存在过“抄写员”这一阶层，他们的工作职能就是抄写各种文献，发送讯息，传递新闻，记录国王的钦令，登载法规，记下历法有关的天文资料，记录或计算账务，抄录医生的处方，签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读文学作品以娱乐他人，这样的社会已经无法离开抄写员而存在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之前，人际的交往在时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们现在能够随意地阅读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过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论著还是书信，甚至是他们的片言只语。《论语》到《大小戴礼》到《孟子》到《孔丛子》再到《孔子家语》，我们都可以了如指掌。《理想国》到《诗论》到《荷马史诗》再到《圣经》《古兰经》，我们同样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们愿意。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细节，都通过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花个小钱就可以买到先贤先哲的思想与心灵，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这样的交往在时空上似乎几近时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经化作夜空中几点流星的先贤先哲们，他们同样也很幸运，因为他们不用再费力劳神就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翻腾的各种思想观点通过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廉价地散播到世界的几角旮旯，只要人们需要。他们早已泯灭的肉体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树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先知先觉，出版业的发展把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于是，图书馆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出版社成为知识的生产地，书店成为知识的输送地。
电子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成长壮大，已经做好了将上述三者变成三位一体的准备。电子书、在线阅读、网络销售、阅读器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正在将纸质出版业推向消亡的边缘。有数据表明，美国2006年的电子书销售额是2600万，2007年上升至3200万，2008年达到5300万，3年增长24%。那样的话，知识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时每刻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洒向人间，我们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书籍从以往贵族阶层的象牙塔中降临人间，成为众多商品中的一员，更成为网络流通中的一个数据随时呈现出来。我们的确非常幸运，但我们的纸质出版业可能不再高枕无忧了。
2．阅读心理的变化
“阅读就是书写的礼赞。”这话绝不带任何矫情和做作的成分。书写是需要读者的，仿佛音乐需要听众，戏剧需要观众。没有后者们的感官积极参与和给予热烈的掌声或鲜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剧再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再到百老汇的歌剧，没有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