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书者，从而遗漏了张甲之父张潜的功绩。实际上，在胆铜法生产的试验过程中，张潜的功劳是最大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引用了褚孝锡的《长沙志》（注：褚孝锡作《长沙志》十一卷，见《宋史》卷二○四《艺文三》。）记载，曰：“长沙志云：‘始，饶州张潜得变铁为铜之妙，使其子甲诣阙献之。朝廷始行其法于铅山，及饶之兴利、韶之涔（岑）水皆潜法也。’”［21］（卷二三《江南东路•饶州•景物下》）前几年，江西德兴发现了张潜的墓行状碑，碑刻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碑文记载：张潜“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国术也’。命其子甲献之。”（注：据报道，碑文三千多字。此碑保存在德兴县博物馆。）［22］这段碑文说明，张潜从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一书的记载中获得对胆铜法的认识，经过自己的试验后写成《浸铜要略》一书，嘱其子张甲上交朝廷，这之后胆铜法才得以推广开来。
　　除以上宋人记载外，元末明初人危素写有《浸铜要略序》一文，介绍了宋代《浸铜要略》一书的撰写者及德兴县浸铜情况，内容最为详尽。他写道：
　　（元代）德兴张理从事福建宣慰司，考满调官京师，会国家方更钱币之法，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钱币之行尚矣，然鼓铸之无穷，产铜则有限。理之术乃能浸铁以为铜，用费少而收功博。……今书作于绍圣间，而其说始备，盖元ｙòｕ＠①元年。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曰黄牛；七日一举洗者十有四，曰永丰、青山、黄山、大岩、横泉、石墙ｗù＠⑥、齐官ｗù＠⑥、小南山、章木原、东山南畔、上东山、下东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举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铜精、大尚山、横槎山、横槎ｗù＠⑥、羊栈、陲ｍíｎ＠⑦、冷浸、横槎下ｗù＠⑥、陈君、炉前、上姚ｍíｎ＠⑦、下姚ｍíｎ＠⑦、上炭灶、下炭灶、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为沟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是书，理之先赠少保府君讳潜所撰，以授其子赠少师府君讳盘、成忠府君讳甲。少师之孙参知政事忠定公讳焘ｓｈí＠⑧序志之。（注：原文中有文字错误，已与《江西通志》卷一六二《杂记补》中引录的危素《浸铜要略序》对校改正。）［15］（卷三《浸铜要略序》）
　　从危素的记述来看，他见到的《浸铜要略》这部书中载有张潜的曾孙张焘作的序，可见此书已不是张潜绍圣元年献呈朝廷的版本。张焘的家世渊源及仕宦生涯在周必大的《文忠集》［23］（卷六四《资政殿大学士左中大夫参知政事赠太师张忠定公焘神道碑》）和《宋史》［14］（卷三八二《张焘传》）中均有记载：“张氏世家德兴，唐宰相文＠⑨之后……。公（张焘）曾祖讳潜，通直郎致仕，赠太子少保……。祖磐，袁州万载县主簿，赠太子少师……。公讳焘，……政和八年（1118年）廷试……天子嘉之，亲擢第三。”张焘任官于徽、钦、高、孝四朝，于隆兴元年（1163年）迁参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台谏交章留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后致仕。卒于乾道二年（1165年），年七十五，谥忠定。根据张焘的生平来判断，张焘为《浸铜要略》作序，应在他进入仕途之后的北宋末期至南宋乾道初年之间。危素在《浸铜要略序》中提到的“其泉三十有二”的名称及“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之句，有可能出自张焘为《浸铜要略》所作序中的内容。若果如此，三十二泉一百三十八沟的胆泉浸铁规模可能就不仅仅是北宋末期的情况（注：日本中岛敏先生虽未考证，但是提到三十二泉一百三十八沟是德兴县兴利场最盛时期（北宋末期）的事。见《支那た於什る湿式收铜の沿革》，东洋学报27卷第3号，1939年。），还延续到了南宋，但饶州的胆铜生产量则以宋微宗政和五年为最高。


　　胆矾化铁成铜的记载古已有之，北宋仁宗时期还曾进行过试验，为什么偏偏到宋哲宗时期才得到推广呢？这既是客观局势的需要，也与张潜父子的努力密切相关。北宋前期，一方面，铜矿的开采量呈逐步上升的势态，铜料供与需的矛盾尚不尖锐；另一方面，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着“铜禁”措施，恐怕新的生产技术普及流传开来，会对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难以掌控的局面；加之，胆铜的规模化生产理论还处在摸索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都还没有提供胆铜法生产的基础。而宋哲宗嗣位时，却面临着铜矿生产结束了宋神宗时期辉煌发展的阶段而进入急剧衰落的时期，这种局面导致了大批铸钱监的罢废和铸钱额的剧减。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需采取各种办法恢复铜矿生产，提高产量。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张潜父子经过潜心试验，系统地总结出胆铜生产的方法，并主动将《浸铜要略》献给朝廷。客观需求与主观努力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于是，在宋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胆铜法生产迅速地被推广开来。
　　宋政府推广的胆铜生产，最早实行于哪个采矿场呢？宋人著述中，首推信州铅山场。前引褚孝锡的《长沙志》就明确提到“朝廷始行其法于铅山”［21］（卷二三《江南东路•饶州•景物下》）。洪咨夔的《大冶赋》中也专门提到：“其浸铜也，铅山兴利，首鸠＠⑩功。推而放诸，象皆取蒙。”［24］（卷一《大冶赋》）《舆地纪胜》中《信州》条下则曰：“胆水在铜山，自昔无之。始因饶州布衣张甲献言，可用胆水浸铁为铜，绍圣元年（1094年），始令本州差厢军兴浸，其利渐兴。”从上面几条材料来看，朝廷最早是在信州铅山县推行胆铜法的，时间正是在张甲献《浸铜要略》的绍圣元年（1094年），其后才扩大到其他矿场。然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5］（卷五九绍兴二年十月辛卯）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26］（卷一二绍兴二年十月辛卯）中均提到：“元ｙòｕ＠①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斤。绍圣二年（《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为“三年”）又置信州铅山场，岁额三十八万斤。”明确指出元ｙòｕ＠①年间饶州先设兴利场，开始浸铜。那么如何分析上述材料的矛盾之处呢？我认为：张潜早在元ｙòｕ＠①年间就已在饶州从事胆铜生产的试验，估计那时的试验可能获得了矿场监官提供场地、铁等原料的帮助，因尚属试验阶段，所以地方官没有提前申报中央政府。而信州铅山场则是官府在获得《浸铜要略》之后，经过调查，首先推行的胆铜场地。
　　由于信州胆铜产量高，地位重要，现存史料中记述信州铅山场浸铜生产的内容也非常多，如前引南宋人赵蕃的记载等等。明代人胡我琨在《钱通》中也曾引录《广信府志胜》的记载，提到铅山县有两处浸铜场所：其一，“铜宝山，在县西南七里，一名七宝山。下有竹叶、猊（貌）平坑，石＠(11)中胆泉涌出，浸铁成铜。天久晴，有矾可拾。建隆三年置铜场，今废。其铜以土垢淋水浸铁为之。”其二，“锁山门，浸铜之所，在县鹅湖乡，去治七十里许。有沟漕七十七处，兴于宋绍圣四年，更创于淳熙八年，县尉马子岩有铭，至淳ｙòｕ＠①后渐废。”［27］（卷三《资采》）（注：建隆三年在铜宝山铜场生产的应是矿铜，不是胆铜。）相比之下，饶州兴利场胆铜生产的记载不仅极少，胆铜产额也只占信州铅山场的八分之一弱。
　　　　　　四、胆铜的生产工艺及生产成本
　　宋代胆铜的生产工艺有两种，一为胆水浸铜，一为胆土淋铜。两种工艺过程，在洪咨夔的《大冶赋》中均有详细的记录［24］（卷一《大冶赋》），现摘录如下：
　　附图
　　从所述情况来看，胆水浸铜与胆土淋铜两种方法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用胆矾水浸泡铁片置换出胆铜，只是胆水浸铜是指直接将天然胆水引入人工建造的沟槽中，浸泡铁片；而胆土淋铜则要先采挖含有胆矾的土壤（包括采矿时被废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