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土），用水灌浸，使胆矾溶入水中，产生胆水，再用人工盛舀胆水淋浸铁片置换出胆铜。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与不足，宋人总结为：“古坑有水处为胆水，无水处为胆土。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的优点是用工少，成本低，但必须依靠春夏雨季胆水充沛时从事生产，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很大。一旦春夏雨水少，涌出的胆水也会减少，自然无法大量生产胆铜。胆土淋铜比胆水浸铜投入的人工多，成本高，但是胆土取之不竭，生产上又不受季节的影响，一年四季均可生产。由于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在胆水浸铜法推行后，宋政府又先后在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信州铅山场等处推行了胆土淋铜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铜数量。


　　与矿铜生产相比，胆水浸铜和胆土淋铜两种生产的成本都比较低。崇宁元年（1102年）时，负责胆铜生产的官员游经提到，每生产一斤胆铜（此处应指胆水浸铜法），用本钱四十四文省。他建议：“措置之初，宜增本减息，庶使后来可继。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3 ］（食货三四之二五）当时政府向矿铜生产者支付的成本大约是每斤一百文［28］（卷四《论时事》）至二百五十文［3］（食货三四之二七）。 从节约政府资金的角度来考虑，胆铜法生产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从北宋后期至南宋期间，生产一斤胆铜需要的耗铁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耗铁量最少的如《文献通考》所载，“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2.25∶1；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高宗末期，各地年供铁料八十八万斤以上，而全部胆铜产额只有二十一万斤，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4∶1；南宋理宗时期，按照张端义《贵耳集》所言：“韶州涔（岑）水场以＠(12)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斤）铜……”［30］（卷下）耗铁量与出铜量比则增至5∶1。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耗铁量的增加，胆铜原有的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减弱以至消失，这应该是南宋以后胆铜生产无法再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原因之一。
　　　　　　五、宋徽宗至南宋期间胆铜生产地区与产量的变化
　　自宋哲宗绍圣年间在信州铅山推行胆铜法后，很快就将这一新的生产方法推广到有胆水的矿区。大概在宋哲宗绍圣末元符初，游经曾主管推行胆铜生产，后以丁忧去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游经守孝期满，向朝廷上言：“昨在任日常讲究有胆水可以浸铁为铜者：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凡一十处。唯岑水、铅山、德兴已尝措置，其余未及经理。将来钱额愈见亏失。”户部以为请，于是命“宣德郎游经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崇宁元年户部言：‘游经申，自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已（以）来，收及八十九万斤八千八十九斤八两。……自丁忧解职之后，皆权官时暂监管，致今胆铜十失五六，今再除职事以来，自今年正月至九月二十日终，已收胆铜一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八两……’”［3］（食货三四之二五）依据上述记载推测，游经在丁忧前推广胆铜生产时，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饶州德兴场胆铜生产成效已十分显著。游经以丁忧去官后，胆铜生产曾一度懈怠，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官府再次授命游经总管南方诸路胆铜生产，并开发其它尚未经理的矿场。这之后，胆铜生产出现了高潮。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佚文曾提到：崇宁五年（1106年）中书省勘会诸路岁收铜数中，胆铜约收一百万斤。此后，据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的记载，北宋徽宗时期除信、饶、韶三州生产胆铜外，池、潭、婺三州也已生产胆铜，六州产量共约一百八十七万多斤，称为“祖额”（注：这一“祖额”没有标注年代，据危素《浸铜要略序》称：“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又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八年十一月，饶州提点司上奏称“江、池、饶州钱监鼓铸钱额上供全仰韶州岑水、潭州永兴、信州铅山三大场并新发坑场收趁铜料应副”，估计政和年间当是胆铜生产的兴盛期。），是宋代有据可考的胆铜最高产额。但仅仅数十年以后的南宋高宗末期，胆铜总额就迅速下降到只有二十一万多斤。其中，婺州不再生产胆铜，其他五州的产额也急剧减少。现将北宋徽宗时期及南宋高宗末期各地胆铜产量制成下表（表1），以供参考。［3］（食货三三之一九至三三之二○）
　　表1　乾道二年铸钱司统计胆铜产量表
产地　　　　　　　　祖额(斤)　　　　　　绍兴末产额(斤)


　　　　　　　(约徽宗政和时期)
饶州兴利场　　　　　 51029　　　　　　　　　23482
信州铅山场　　　　　380000　　　　　　　　　96536
池州铜陵县　　　　　　1398　　　　　　　　　　408
韶州岑水场　　　　　800000　　　　　　　　　88948
潭州永兴场　　　　　650000　　　　　　　　　 3414
婺州永康县　　　　　　2000
总计　　　　　　　 1874427　　　　　　　　 212788
　　
　　宋高宗以后，除饶、信、池、韶、潭五州生产胆铜外，从一些零散的史料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以下三处也生产胆铜。一处位于汀州。游经曾把“汀州赤水”列为开发胆铜生产的场地之一。明代所修《嘉靖汀州府志》［31］（卷二《山川》）中也提到：上杭县金山有胆水池，“相传宋时池水浸生铁可炼成铜”。清代的《大清一统志》记载得更为详细：“（汀州上杭县）金山……上有三池，名曰胆水。上下二池有泉涌出，中一池则蓄上池之流。相传宋时县治密迩其地，水赤味苦，饮则伤人，惟浸生铁，可炼成铜，后县治既迁，其水遂变，不异常水。”［32］（卷三三四《汀州府一•山水》）其实，上杭县金山场曾在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二月设置为采铜场，但矿场的开采时间极短，同年十月罢，［3］（食货三三之三）赤水场也曾是产铜的场地，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被罢。［3］（食货三三之九）另外， 上杭县还有一个重要的产铜场，即锺寮场。北宋天圣中因锺寮铜场兴盛，命知县兼监坑冶，于是县治由郭坊一地被迁徙至锺寮场附近，便于知县就近处理锺寮场事务。南宋“乾道三年，县令郑稽因民有请，申州及诸司”请徙县治，［33］（卷七八九一《汀•汀州府•山川》）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福建路安抚、转运、提刑司上言乞将县治迁回郭坊，得到批准。［3 ］（方域七之一一至一二）将这一情况与《大清一统志》的记载联系起来看，锺寮场至少应该是与金山、赤水“密迩其地”的，因此南宋时期极有可能也从事了胆铜生产。但是这几个铜场都没有留下胆铜产量的记录。据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临汀志》记载，锺寮场和金山场在南宋后期已被罢废。［33］（卷七八九二《汀•汀州府志•仓场库务》）估计这里的胆铜生产成效不大。二是江南西路兴国军宝丰场，据《舆地纪胜》记载，“宝丰场，离大冶县九十里。出胆水，浸铁成铜”［21］（卷三三《江南西路•兴国军•景物下》）。三是处州铜廊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2年），臣寮上言中还提到：“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上述这三个胆铜产地只有汀州曾在北宋后期被游经列为开发之地，兴国军和处州均未提及。因此，估计后两个胆铜场所可能是在南宋期间才被开发的。
　　因南宋后期材料缺乏，现在已无法全面地考证胆铜生产的地区和产量。现仅见数条材料提到信州铅山县和韶州岑水场的浸铜情况：第一，据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信州“今淋铜之所二百四槽，岁浸铜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