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栏目设置方面不同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1号创刊号上明确指明“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每期限于篇幅，虽不能一一登载，至少必在八种以上。”由于对戏剧的爱好，他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安排了“改良戏剧”一栏，并一直保持到他编辑杂志的第一个时期结束（第2卷第12期）。当他再次主编时，他在九和十卷里又设立了“小说俱乐部”“小说题画”、“小说补残”、“游戏文”等栏目，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指责他是属于鸳鸯蝴蝶派。
而恽铁樵所编辑的六卷《小说月报》在栏目设置上相比王蕴章编辑时出现了许多变化。他取消了“译丛”栏目，又先后增加了“传奇”、“附录”、“轶闻”、“游记”、“诗话”、“杂俎”、“棋谱”、“本社来函撮录”等栏目。到1916年，恽铁樵认为：“本卷体例，重新修整，实较前此为妥。先时分栏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其余则曰笔记、曰杂俎，此盖以长短篇小说为正文，余为附录也。然正文恒少，附录转多，阅者疑焉。杂俎、笔记分类亦复未允。且长短篇题曰小说，将谓后者非小说乎？标签曰《小说月报》，内容有小说有非小说，此不可也。”1916年第在7卷第1号将长短篇体裁归类名称调整为“琐言”，1917年第8卷11期小说栏“寓言”取代了“琐言”；1917年7月删除了“寓言”，“新著”和“丛译”开始出现，强调的是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分野。从两任编辑栏目设置来看，王蕴章的栏目相对比较庞杂，可以说范围很广；而恽铁樵的栏目设置相对较为集中，但他的栏目设置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主要体现出他对小说概念的认识的变化。而这种栏目设置与变化也与编辑们的思想变动联系密切。从内容与形式来看，王蕴章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展现出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呈现“现代的知识与资询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倾向；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呈现出关注社会现实人生与追求杂志的教化与雅正倾向。
 
3、对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王蕴章主编期间，并没有太注意读者，他更注重《小说月报》的功用“灌输新理、增进常识”。在后期的编辑生涯中，受恽铁樵的影响，他注意与读者沟通，与“同志”唱和，并以“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读诸君之兴趣”为宗旨。在第9卷第4号创设“小说俱乐部”，还推出续写小说等形式，在第9卷第9号还出现这样的通知：“本报自九卷九号起，增添史外、瀛谈、诗话、奕话、奁艳、杂俎，各门材料，以佐爱读诸君兴趣。”在第9卷第11号创办“寒山社诗钟”。如此以来通过一些栏目把一些作者、读者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各自的积极性。
相比较而言，《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性。他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刊登了《答某君书》一文说：“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正是注意到学生是刊物的读者，所以格外要求严格，“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在他主编期间，特设了“本社来函撮录”，方便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流，增进刊物的改革。读者还就栏目设置提出了建议，“故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宜增设滑稽史也”，《小说月报》“宜扩充篇幅也”。“短篇小说宜兼收并蓄，弗宜专持一体”，栏目“分门别类宜有定则，尤不宜过多。”原因在于“近时各小说杂志，每喜多分门类，夸多斗靡，自诩丰富，最易令人生厌”。正是在读者的主动参与下，《小说月报》的内容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恽铁樵特别重视读者的意见，根据读者的意见改革栏目设置，小说月报的销售量大增。这也成为后期《小说月报》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
4、编辑意识不同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严把质量关、奖掖后进。他从选稿、编辑、复信、批稿费，事无巨细，中国职称论文发表写作网，一丝不苟。恽铁樵特别重视文学的质量, “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 否则即名家亦摈而勿录”,他认为“小说之为物, 其力量大于学校之课程奚啻十倍。青年脑筋对于国文有如素丝, 而小说力量伟大又如此, 则某等滥竽小说界中者, 执笔为文, 宜如何审慎将事乎。”他依据为学生选择国文课本的认真和严格来进行编辑, 以致读者感觉到“《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 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 似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 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这是对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无病呻吟小说的反拨，对提高小说价值，繁荣小说创作，是很有贡献的。
此外，他在来稿中发现人才，无门派观念，除把稿件决定刊用外，很快复信进行鼓励。对于青年的创作都给予大力奖掖, 鲁迅的第一篇古文小说《怀旧》就曾得到他的多则批语, 予以高度赞扬；叶圣陶、张恨水等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曾受到他的鼓励, 成为名家。可见恽铁樵的文学伯乐慧眼之才，突出了他具有鲜明的编辑意识、较强的职业道德情操。
当然这两任编辑风格的变化与时代和编辑的理念密切相关。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时的主要创作者多是一些纯粹的旧派文人、南社成员和小说家，读者多是一些封建遗老，他们的文化思想相对保守，因而《小说月报》的装帧设计、编辑内容更多体现出传统文人的逸趣与闲适，以及向外学点洋玩意的自得心态。正是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变化，创作者以恽铁樵为核心，以管达如、孙毓修、张毅汉等人为成员，多是些关注现实的倡导者，恽铁樵才严格把握质量关，主张著译小说要以“变国俗”为宗旨，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正是考虑到《小说月报》“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消遣与教化、审美性三者并重，这也体现出两位编辑不同的编辑风格。
参考文献
[1]王蕴章《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号。
[2]郑逸梅《从首订稿约谈到王蕴章》，《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27．
[3]王蕴章《本社通告》, 《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2号。
[4]恽铁樵《本报特别广告》,《小说月报》1913第4卷第1号。
[5]恽铁樵《编辑余谈》，《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6] 胡晓真《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即民国95年)第51期，5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