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02
【摘要】学堂乐歌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种特殊体裁的歌曲,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新式音乐的开端它的作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洋,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西方音乐知识,促进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繁荣以及中国建立自己的近现代学校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学堂乐歌 中国音乐 作用
中国近代音乐学堂乐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发生、发展的源头,是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生事物,处于音乐变革中的摸索阶段,尽管具有尝试性、不成熟的特点,但是却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学堂乐歌的起源
学堂乐歌通常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也常常指清末明初新式学堂中开设的乐歌课。它随着新式学堂的诞生而诞生,在维新变法中起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壮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 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二、学堂乐歌的主要内容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
三、学堂乐歌的作用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兴起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
1、学堂乐歌是对旧的封建思想的巨大冲击;
学堂乐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它用“群众歌唱”的形式在学堂及社会上广泛传唱,这一艺术形式极具凝聚力和活力,唤醒了国民,极大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的精神。它为“五四”运动后群众歌曲体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发展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群众集体歌唱形式,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
2、通过学堂乐歌引进了西方一系列音乐理论(线谱、简谱记谱法,乐理,作曲法等)和各种音乐表演技能;
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西洋近代的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地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西洋音乐和乐器虽然早已经传入到中国,但是它们并未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对我国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影响也不大,但是学堂乐歌的出现使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确立并且发展起来。西洋的音乐和其他体裁如,唱歌,风琴、洋琴、军乐、小提琴、演奏等,也开始得到初步的介绍和学习。同样,西洋近代音乐理论,特别是五线谱和简谱的记谱法,一级乐器演奏法等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译配、发表的《日耳曼祖国歌》三首,1903年曾志忞发表的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练兵》、《游春》、《扬子江》等六首歌曲,可看作是晚清新式歌曲创编的先声。这一时期为新音乐而编写的论著,有曾志忞的《歌唱及教授法》(1903年),《教育音乐初步》(1904年)、《教育唱歌集》(1904年)等。在1905年他编译《乐典教课书》(日本出版,国内发行),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而后又编辑印刷除了包括乐理、歌唱教授法和风琴练习法在一起的《音乐全书》,而且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有关发展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论文《音乐教育论》,也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5年李叔同的《国民歌唱集》,和《音乐小杂志》,这些都介绍了西方的音乐理论。而且他们在文章里都对诸如声乐演唱姿势、发声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李叔同在《昨非录》中就提出:歌唱发音宜平,忌倾斜”等。这些都是西方音乐理论的传播,使中国开始了中西音乐结合的有效探索。
关键词:学堂乐歌 中国音乐 作用
中国近代音乐学堂乐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发生、发展的源头,是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生事物,处于音乐变革中的摸索阶段,尽管具有尝试性、不成熟的特点,但是却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学堂乐歌的起源
学堂乐歌通常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也常常指清末明初新式学堂中开设的乐歌课。它随着新式学堂的诞生而诞生,在维新变法中起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壮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 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二、学堂乐歌的主要内容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
三、学堂乐歌的作用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兴起对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
1、学堂乐歌是对旧的封建思想的巨大冲击;
学堂乐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它用“群众歌唱”的形式在学堂及社会上广泛传唱,这一艺术形式极具凝聚力和活力,唤醒了国民,极大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的精神。它为“五四”运动后群众歌曲体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发展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群众集体歌唱形式,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
2、通过学堂乐歌引进了西方一系列音乐理论(线谱、简谱记谱法,乐理,作曲法等)和各种音乐表演技能;
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西洋近代的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地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西洋音乐和乐器虽然早已经传入到中国,但是它们并未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对我国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影响也不大,但是学堂乐歌的出现使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确立并且发展起来。西洋的音乐和其他体裁如,唱歌,风琴、洋琴、军乐、小提琴、演奏等,也开始得到初步的介绍和学习。同样,西洋近代音乐理论,特别是五线谱和简谱的记谱法,一级乐器演奏法等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译配、发表的《日耳曼祖国歌》三首,1903年曾志忞发表的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练兵》、《游春》、《扬子江》等六首歌曲,可看作是晚清新式歌曲创编的先声。这一时期为新音乐而编写的论著,有曾志忞的《歌唱及教授法》(1903年),《教育音乐初步》(1904年)、《教育唱歌集》(1904年)等。在1905年他编译《乐典教课书》(日本出版,国内发行),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而后又编辑印刷除了包括乐理、歌唱教授法和风琴练习法在一起的《音乐全书》,而且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有关发展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论文《音乐教育论》,也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5年李叔同的《国民歌唱集》,和《音乐小杂志》,这些都介绍了西方的音乐理论。而且他们在文章里都对诸如声乐演唱姿势、发声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李叔同在《昨非录》中就提出:歌唱发音宜平,忌倾斜”等。这些都是西方音乐理论的传播,使中国开始了中西音乐结合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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