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戴明皋的《王铎草书诗卷跋》记述,元代米芾的狂草很是讲究技法,而王铎则全讲的是气势,魏晋时期的风轨完全一扫而尽,阵马风樯,气势魄力之大,非常欢快人意,不是赵、董等人所能比及的。王铎的书法墨迹传世较多,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深受欢迎,有不少的尺牍、法帖、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为着名的是《琅华馆帖》与《拟山园帖》。王铎的《拟山园帖》在传入日本之后,还曾经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书法界的巨大轰动,将王铎列在一流书法家之内,甚至还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说。

　　王铎书法风格形成之源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在担任了讲官等职务之后,王铎被攫升为礼部尚书,但因此时的清军已经攻陷了北京而未能正式上任就职。在清兵入关后,王铎来到了南方,担任福王弘光朝东阁大学士之职。自1646年(顺治三年)开始,王铎在清朝为官,担任《明史》的副编修,后来又相继担任了礼部左侍郎及礼部尚书之职。

　　王铎的章法奇特,擅长布局取势,在草书方面是明末清初时期最具有成就的书法家。虽然王铎之师承与董其昌较为相近,但二人的书法风格却截然不同。王之书法以苍郁雄畅见长,以力取胜;董之书法则较为尚柔媚秀逸,以韵取胜。王铎还曾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书法家一起,开展复兴书坛的运动,倡导中国书法应取法高古,扫除明末书坛因循守旧的风气。王铎注重学习传统,有“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之说。其书法功底极为深厚,几乎所有的字体都很熟悉,数十年来,遍临魏、晋、唐、宋名贤之书迹。以楷书为例,他一方面师法钟繇的书法艺术,一方面又学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技巧。王铎的书法笔力洞达、灵气俊逸、端正庄重。王铎的行书与草书最受世人所重视和追慕,有行草书宗法“二王”之称。后来,王铎的书法技巧得力于学习宋代的米芾,其手卷变化神出、布势连绵、苍劲跳跃。在面幅六尺到丈二长条巨幅立轴上,王铎运笔浓淡虚实变化多端,也是一气呵成、得心应手,不见端倪,雄健悠肆,苍老劲健,骨力畅达。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作为明末清初的书法大师,王铎虽生活在明清交替、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特殊历史时期,却以卓着的书学成就与独特的书风,牢固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是创造新美境界、勇于开拓书法艺术境界的书法艺术巨匠。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锻就了王铎苦难深重而又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激发出其卓越的书法艺术创造能力。

　　作为封建王朝政治伦理的儒家思想,其“中庸”之道自然也成为了书法艺术审美的传统规则。为维持人际和谐与社会稳定,所有社会成员在情感上要温柔敦厚,在行为上应循规蹈矩,但是这种中庸思想严重压抑了人的活力的表现与个性创新,使得书法艺术领域也存在守旧思想。谁都不敢离经叛道、开拓创新,整个书法艺术领域内充斥着惰性模仿与机械重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明清换代改朝之时,当时人们思想依然是在儒家思想大一统和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明朝的泰州学派的崛起、禅宗思想的流行等各种思想流派逐渐兴起,当时的社会思想慢慢呈现出一种较为自由的氛围,书法艺术也较为发达。王铎自然也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受一些英勇从事艺术实践的`大师们之熏陶。尽管受文人叛逆精神财富与自由学风之影响,但王铎仍强调,在传统精神继承与革新之间的保持一种平衡,因而有人称其书法理念为矛盾复合体。事实上,这种矛盾的“中庸”艺术美学思想,与王铎自身的殊遇紧密相连。譬如,降清招致的非议、生活中的困惑、官场上的矛盾、内心的彷徨,虽身居高位却不被器识,王铎深感无力回天,只求苟活。王铎的创作也是传统与反叛的相互交织,书法作品中蕴含更多的苦闷、躁迫、颓丧与无奈,使作品挥洒出左突右冲的险崛不羁与激烈的情绪宣泄。

　　王铎书法艺术风格形成之本

　　王铎独特书法艺术风格之形成,确实是建立在深厚传统功力基础之上的,其艺术创新确实是贯彻始终的。王铎流传至今的作品,包括墨迹和刻帖在内总共约有470 余件,而其中之临作竟然占到了大约1/4的数量。从其临古书迹看,绝大部分系《淳化阁帖》中记载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的许多字帖。其书法临摹上可追及张芝、钟繇等人的风格,下至可溯至南朝诸名家的手笔。具体而言,王铎的行书是学“二王”并参照颜与梁王筠的书法(但主要源于米芾),大楷是学颜、柳,小楷是学钟的。例如,以《淳化阁帖》为临仿标本,王铎运用不同笔的材料、墨色,或字体夸张变形,或强化某一风格特征,更加增强了书画的视觉效果。他书有《拟山园帖》、《琼蕊庐帖》及晚年的数本《临淳化阁帖》等。除此之外,王铎所临《圣教序》、《临王羲之小园子帖》、《兰亭序》、《临王献之鹅群帖》、《临王羲之阔别帖》等皆忠实于原帖,虽在行气章法、笔墨使用、映带、笔画粗细等上面有些变化。实际上,王铎的有些临书只以古帖文字为内容,书写方式却已完全脱离古帖, 这也是他开创自我书风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王铎书法艺术风格形成之态

　　王铎自幼酷爱书法,少时家道中落,寒窗苦读。在对书法艺术的研学上,王铎推崇颜米,独崇羲献,从“二王”的书法神韵与开拓精神中受到很大启迪。13岁的时候,王铎开始专门临摹王羲之的《圣教序》。在十五岁那年,他精钻《兰亭》,以“二王”为其书法渊源,临“二王”如灯下取言影,不失毫发。18岁的时候,王铎进入河东书院学习。28岁时,王铎便书写出了一本右军行楷的规范,即《吴养充先生并孺人张氏墓若表》,用笔圆厚遒劲有力、楚楚可观。29岁那年,他便创作了着名的行书《唐诗轴》。后来,31岁的王铎顺利通过了殿试而获得了仕进及第,来到京师任职于翰林院。在34岁至36岁期间,王铎的书法艺术风格学习博览、忠实原作。在1628年(崇祯元年),37岁的王铎写成五言律诗《成拟山园》和行书《五律诗轴》。40岁时,王铎书写了《手启》,从墨迹看已稍有个人风格了,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在43岁那年,他所作的《郑谷华山作》行书条幅,就显得酣畅淋漓、锋芒毕露。但总体上看,王铎自成一派的独特书法创作风格, 正是在其48岁至50岁之间这一艰难失意时期,完成了自己书法艺术的重大转变,创作出自己成熟的书法艺术风格。然而,临帖与创作始终贯穿于王铎的书法艺术风格发展的全过程。

　　铎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式发展的过程。开始时主要是学书法格局的分布只求平书正,后又追求险绝的技巧,再后来又归于平正。正如王铎所言,恨古人不见我,其之诗、书、字、文,直思跤彼室奥,皆为割情断欲,沉心驱智,故饮食梦寐以之,足见其对书学之痴迷。王铎的书法艺术强调崇古学古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元明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古”思想,使得任何前进与创新都必须被冠以“复古”之名方可被人接受,王铎以“宗晋”为帜而自出新意大概也出自此意;二是想从源头上突破人都学赵、董之路,努力另辟蹊径,与时风拉开距离,游于晋人之间;三是在矛盾和差异中求得自己书法的统一,用晋书来调和自己书法的疏狂、犷野。在王铎的书法字帖中,点、线、面得到了较为丰富的完美的运用,势得到了一定的强化,动静也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犹如中国诗词的平仄韵律, 抑扬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