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堂乐歌活动影响下出现了我国最早一批音乐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提供了最早的教材；
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们对学堂乐歌的创作、编配、推广、介绍等方面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曾志忞、李叔同和沈心工三人。音乐家有沈心工（1870-1947）他当时的第一首习作《体操一兵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它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乐歌之一。曾志忞(1879-1929)对学堂乐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音乐家。梁启超也在《饮冰室诗话》中对其这样的评价:“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志态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在音乐艺术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
学堂乐歌之前的旧式学堂无乐无歌，就更不用说有什么正规的音乐教材了，其后新式学堂中虽然设立了乐歌课，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正式的歌集或课本，加之师资的缺乏，我国早期乐歌的教育大多只能依靠日本教习。1903年，沈心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务本女塾、龙门师范等学校任教乐歌课，因为教材的短缺，沈心工开始自己编写歌集，《江苏》杂志第七期，发表了六首学堂歌曲，这是目前见到的乐歌出版物中最早的一批学堂歌曲。先后出版《学校唱歌集》(共三期)，这是国内最早的一部学校音乐教材。后来他又《重编学校唱歌集(1一6》、《民国唱歌集(1 -4)》、《心工唱歌集》等。为了培养师资，沈心工还主办了“乐歌讲习会”“美育音乐会”。此外，还有曾志忞、李叔同等许多音乐家、教育家也先后编写出版了各种歌集和音乐理论书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出版了约四十多种音乐教科书，包括乐歌、乐理、琴法等，收录了约1300多首乐歌。
而且，学堂乐歌的兴起繁荣还造就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批音乐教育家和师资队伍，音乐教育的普及使得音乐教师供不应求，政府教育部门就有计划地组织音乐师资人员的培训、考核，从而培养了大量的音乐师资人才。
4、学堂乐歌初步确立了音乐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为现代音乐教育铺下了最初的奠基石。
学堂乐歌是场具有启蒙作用的音乐教育运动。我国的音乐教育也有悠久的历史。上古三代和春秋，三国时期，“礼乐”并重，音乐教育得到充分的重视。但自秦汉以后，由于社会变革，科举制的确立及人们对音乐的偏见，使得音乐教育失去了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被宫廷所垄断，纯粹成为贵族的教育和为贵族服务的教育。学堂乐歌的兴起，再次恢复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展示了音乐“审美、育人”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 332页)。
1907年(光绪33年)，清政府学部颁发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学堂每周总共34课时，女子小学堂中“音乐”科为随意科;女子师范中音乐课列为正式课，每周1一2节。1909年(宣统元年)，学部颁布《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次规定全国所有的小学堂每周总课时为36课时，设乐歌课为随意科，每周1 -2节。1912年民国政府规定中学将乐歌列为正式科目每周授课1小时。由此可见，正是从学堂乐歌开始，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初具雏形。将乐歌引入学堂，使得新一代青少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并对以后如何开展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学堂乐歌的活动不仅仅确立了音乐课的地位，还明确了音乐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清政府时期的乐歌课当然还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1904年的《学务纲要》中认为实施音乐教育“有益德性风化”，此外健体强身、修养性情也是乐歌课的重要目的。授课内容和教育程度上有明确划分，幼儿教育以“平和浅易之小诗”为主，以助其发育、心情和悦、德性涵养为目的;小学教育的“音乐要旨在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在教学内容上需选择“有裨风教者”，教学程度则规定初等小学堂“宜不用表谱，授以平易之单音乐歌”，高等小学堂在初等的基础上“渐进则用表谱授以单音乐歌”，而在师范学堂中则规定“其教课程度，授以单音歌、复音歌及乐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乐之次序法则”。
至民国时期，在进行学制系统改革的同时，也对各类学校的音乐课程作了明确要求，如1923年的《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规定中学音乐教育的目的为:(1)使学生明了普通乐理;(2)使学生能唱单复音的歌曲;( 3)涵养美的情感与融合乐群的精神;(4)引起欣赏文艺的兴趣。在教学内容上歌唱为“基本练习”和“歌曲”两项;乐理分“读谱法”“音乐常识”和“和声学初步”三项，必要时还加“小歌曲作曲法”。由此可见，正是学堂乐歌的不断向前发展，才使得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初具规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也逐渐趋于规范，成为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