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具体操作的手段上，我们也还是要做具体、仔细地分析和斟酌。例如，由于我们引进西洋音乐理论已近一个世纪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些西洋音乐的术语和概念。那么，应该允许参照西洋音乐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音乐理论，阐明今天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概念。在避免牵强比附的同时，我们要学会善于运用今天的语汇来诠释古代音乐理论的术语和概念。譬如把DO、RE、MI、SOL、LA与宫、商、角、徵、羽作为对应概念进行讲解，可能就使得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把大调性、小调性的大致风格与宫词性、羽调性所表现的色彩做比较也让人容易理解。黄翔鹏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中“一倒百倒”⑤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理清思路、找出头绪、建立系统进行研究。不过，不要把乐学搞成了“玄学”，对古代乐学理论的解释一定要做到通俗易懂，要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譬如旋宫问题，本来“旋”字的汉语意思即“回”之意，“旋宫”即是“回宫”之意。不管是左旋、右旋、顺旋、逆旋，目的都是“回去”的意思。为了“回到”黄钟宫，京房首先发现了“音差”，也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甚至人耳都听不出来的“音差”，许多乐律学家、音乐学家都进行了长期穷其不舍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意义何在?这就需要对普通大众做普通的解释，要使用大众化的语言，简单明了地阐释我们的音乐理论知识。要讲清楚由于京房发现了音差，才制造了“六十律”，才有了后来的钱乐之三百六十律和朱载摘的十二平均律，有了这种理论的研究，才推动了音乐实践发展的道理。

　　虽然我们目前在中国音乐乐学方面的研究，确实是困难重重；确实存在薄弱与不足，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毕竟还是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以杨荫浏先生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首的几部代表性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中所涉及的乐律学理论；黄翔鹏先生的宫调理论、“同均三宫”学说，和积他四十余年研究心得的《乐问——中国传统音乐历代疑案百题》；杜亚雄的《中国基本乐理》回；陈应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基本理论概要》；以及，由郭树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等编著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中的诸多有关‘律”、“调”、“谱”、“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等等。另外，国外对于这方面的关注与研究也是比较早的，如日本著名音乐学者林谦三先生远在1936年所著的《隋唐燕乐调研究》、《明乐八调研究》(1943年)和岸边成雄的《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等都是研究中国音乐理论方面具有影响的专著。“为调”、“之调”的概念就是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提出来的。最近，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应时教授，又在他的近百篇关于中国音乐乐律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框架归纳为“声、律、调、拍、腔、谱、器、体、”等八个方面。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梳理与重构，如果从王光祈“登昆仑之颠，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的志向算起，已经将近一个世纪。而且，今后仍然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以上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今后继续研究的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上述这些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更加拓展思维、解放思想、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去建立我们的音乐理论体系，发扬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