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忧患意识的焦点性载体
汉画道教神蹻是时人忧患意识的体现。这种忧患感、危机感是多方面因素整合又渗透到汉画中的结果。一方面，自古以来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遗传下来的远古“忧患意识”时刻潜伏于处在满目凄凉、危机深重的社会中的人们，敲打着汉人的灵魂。另一方面．汉人所面临的危机、灾难已经超出远古自然力量的层面，而是一种社会异己力量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苦难和灾害：历经秦的暴政、秦末农民起义的疮痍尚未抚平，却又要面临各种灾祸，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篡权，刘秀称帝等。仅汉成帝时期便爆发了五次农民起义，特别是自顺帝以后，宦官和外戚交替弄权，政治腐败，贪淫成风。桓帝、灵帝时士族名士和太学生清议朝政，抨击宦官，党锢之祸便凛然兴起，残杀士人，压制舆论，国本动摇。官僚豪强兼并田地。使农桑失所，流民日增，灾害频仍，经济崩溃。盗贼流寇遍地作乱，各种教派和秘密会社竞相传播。“汉世已衰”，“太平盛世”却不知从何而来，种种症候使生活在其中的汉人产生一种深厚浓重的解不开、拔不掉的忧患感、危机感甚至是恐惧感。汉人潜意识深处的、时下感触到、展望前途产生的忧患、危机甚至是恐惧，终于从道教处找到一个暂时的“港湾”——活着生命是如此不堪，但起码可以长生不老或得道成仙。
汉末信教之人比比皆是。而百万之人出一人或百万之人未有一人，得道升仙的难度是何等的大，几率又是何等的小!因为原本已深的危机感等，因为信仰，由此生出对得道成仙的危险等的忧虑、恐惧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得道成仙的危机感和失败的恐惧感也让汉人陷入深深的迷茫。汉画像石可以说正是这种迷茫的间接印证。汉画像石也正是这种迷茫得以解脱的很好的载体——大量表现长生不死、得道升仙的图像对于汉末之人是多么大的慰藉和满足!
龙凤等神蹻瑞兽在先古宗教神话中多已存在具有祛邪除恶铲怪，纳祥送瑞赐福的功能，是先民出于自然崇拜、神仙信仰等将其神化的结果，透出先民浓厚深重的忧患意识。神仙信仰起源于古代人们对自然种种神秘现象的幻想。《庄子》中有许多神仙寓言，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庄子作为文人，通过幻想展示自己的精神追求．却不期然被后来的方士、道士所利用，成为神仙信仰的一个根据。汉末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苦难，人民开始要求新的社会归属，以便在乱世中得到保全。神学经学衰微，社会危机加深，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许多人到儒学以外寻找新的精神支柱。而主要源于神仙传说、先古巫术神话等的道教，正迎合了时人的精神需要，成为处在社会危机中的人们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和美好港湾，得到众人的推崇。而道教信仰者的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感等并没有通过信仰而完全解决。特别是社会危机带给人们的对突变。对一切都无法把握、没有把握等的体验．更是深深地触动着时人的灵魂。也正是出于对神仙信仰的坚定，汉人在“侍死”的汉画像中特别注重帮助升仙的脚力的存在。可以说，有了这些祛邪除恶铲怪、纳祥送瑞赐福与神仙相伴的脚力或者说神物．会减少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的阻碍或破坏，长生升仙的把握会更大。
汉人得自先古的、现时产生的忧患、恐惧等借助道教得到了缓释和慰藉。道教又让人们陷于迷茫。源自早期道教信仰的墓葬汉画像石图像却集中承载了汉人生命深处、人生、社会、信仰等多方面的浓浓的忧患、危机、恐惧感。可以说，正是对得道成仙的坚信，正是“侍死”的汉画像石图像，正是具有驾升护御功能的“蹻”使汉人胸中的阴霾得以淡化．使汉人生活的希望、信心得以悄悄复活、成长!
三、生命转化观、得道主体观的象征
汉末之人苦难深重、生命无常而又难以获得现实解脱．更激发起汉人对生命本身的深切体验和对生命长度、密度的无限向往和幻想。受儒道释思想综合影响的汉人形成了特殊的生命观：生命转化——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和从有限到无限的升华。具体说来就是认为生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一是获得永恒延伸——肉身长生不老；二是得到升华——“尸解”成仙或者肉身得道升天。因为在深重社会危机中无法自我主宰的缺憾，以致汉人产生了强烈的对自我生命进行支配、控制的愿望，汉人大呼“我命在我不在天”．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以某种方式将超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超越社会力量，求得人世和生命的幸福。
汉人崇尚天人合一、物我无分，具有广阔宏远、超我之局限的宇宙观，这种观念与汉人的生命观融合反映到长生不老、得道升仙的画像石图像中，即表现出将现实生活场景、物质享受等“搬入仙界”的特点．体现出一种由人到物的生命转化意识。前者如南阳出土的包含宴饮、狩猎、乐舞百戏、车马出行等大量世俗生活的汉画像石，就是很好的例证，大概汉人认为只有把现实的万物复制到画像中。才符合天人合一、物我无分的“道”的精神，才最有可能“得道”，传达出汉人对“得道主体万物皆我、物我无分”的信念。后者如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所言“南方人死复生，化为鱼，在都广建木间”是一种认为鱼可以是人的生命复活的载体，鱼是人类生命的另类存在方式的观念．传达出汉人“我可能化为万物之一种。万物皆可能为我”的生命转化意识。王充《论衡·道虚》记载了这样的传说，说汉代淮南王刘安修炼成仙，全家升天．连鸡狗吃了仙药也都升了天。实际上在汉人的心目中，既然是升仙得道．就应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汉人生命转化载体泛化观念的间接体现，是生命转化观念的集中表征，是汉人历经沧桑、受尽磨难后坚持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生命观念的缩影。
由此看来，神蹻的存在，是汉人生命转化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念付诸汉画像的结果便不证自明了。神蹻是汉人“万物皆可能为我。我可能化为万物之一种”的得道主体观的象征．是汉人天人合一、物我无分、从有限到无限的生命转化观念的载体，生动演绎了汉人对生命的深切体验和对生命质量的无限追求与幻想。
四、孤独精神的变相表现和避难所
神蹻以其在汉画升仙图像中不具最终主宰性、支配性，但却是升仙的捷径之一．是升仙者求仙过程中仅次于夫妻关系的最亲密最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地位，昭示出处在社会危机中的汉人潜意识领域里强烈的、深切的、借助现实无以被劝解、稀释的社会性的孤独感。
战争频仍，宦官与外戚交替弄权、党锢之祸、政权更替、谶纬迷信盛行等，这一切的现实带给汉人的不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无法掌控的社会局面．让广大民众失去对社会的安全感、信任感，陷入深深的孤独。一个谶纬迷信盛行、道教信仰盛行的社会，正见出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见出个体缺乏安全、孤独的一面，而这种迷信、宗教信仰更是将人引向了对邪说、宗教教义信任的方向，这种信任更加拉大了现实个体间的距离，更隔断了现实个体间的正常信任的建立和联系；而这个方向又是一个无限的虚无缥缈的方向——迷信、宗教给人指引的只能是一个无限虚无缥缈的归宿。并且一个没有安全感、信任感的社会，不是加强了每个人之间的联系、交流，而是减少了个体间的联系和交流。这种减少会更让人滋生出对孤独的切身感受。所以汉人所有的孤独，可以说，不是一般的孤独，而是一种处于“闹世”却自保独守，同“道”之人熙熙攘攘却缺乏真正知音，忙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却又缺乏社会性互助协作的伙伴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人多了就能排解，也不是幸福了就能消退。更不是有了信仰就可以真正有所归属。这种孤独，是由社会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沉淀于潜意识领域深处强烈的、深切的、借助现实无以排解、稀释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的孤独。
这种孤独借助于特别是墓葬汉画像的动物神蹻等得以暂时的稀释。据现有资料来看，有神蹻相伴的长生升仙图像，多为一人驾驭神蹻；或一人跪求仙药，周围人等皆是仙人、羽人；或两人乘坐鹿虎车等，且大多看上去似一男一女之夫妻，驾车的神蹻数量不等，周围相伴的除了其他神物，就是羽人等非凡之人，即使是相伴之人较多的车马出行图，图中主人乘坐之车也．多为一辆．仅可容两人，而表现“同阶层”的社会性整体升仙的画像至今尚未见到。
神蹻在汉画像中既成了汉人潜意识领域普遍存在的借助现实无以被劝解、稀释的社会性孤独的载体、昭示，又成了汉人潜意识领域普遍存在的借助现实无以被劝解、稀释的社会性孤独的变相的稀释剂、避难所——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者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