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则是通过另一则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一语道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
　　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曹禺，不仅仅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许多残酷的社会现实。五四运动带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如一串串肥皂泡荡漾在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钉便轻轻地逐个点破”。在《雷雨》和《北京人》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主人公将封建家庭比作囚禁人性的“牢狱”，连空气都“满是罪恶”，仿佛哈姆雷特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因室、地牢。”(《哈姆雷特》二幕二场)曹禺的悲剧都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多取自“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雷雨》，完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雷雨》讲述的故事，尽管发生在24小时之内，但却是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应该指出的是，《雷雨》不仅仅是一部“暴露大家庭罪恶”的家庭悲剧，而是通过都市社会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纠葛，以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问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无一不是作者以人文主义的情怀，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的控诉。
　　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曹禺不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同莎士比亚一样，曹禺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往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灵的交锋，或是刻画人物自我内在的矛盾。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本能需求所给予的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人性的毁灭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震撼，普通人在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现实、本能与理性、情欲与礼教、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冲撞中，荡涤了人性中的粗鄙与丑陋，呈现出一种纯粹与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这些都成为曹禺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悲剧主人公的魅力所在。比如在《雷雨》中，我们之所以感到繁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物，是因为她心灵深处的扭曲与压抑最为极端。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着年轻女人正常的欲望与性情，有着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然而她却不得不在那个“牢狱”般的封建家庭中伴着“阎王”生活，一举一动都要听话，“给孩子们作出服从的榜样”。十八年的压制和抑郁使她变得乖戾和阴鸷可怖，也将她胸中的欲望积压成火山。在即将窒息的时刻，她以乱伦的行为进行决绝的反抗。曹禺是这样评价繁漪的：“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重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尽管莎士比亚和曹禺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到他们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系，揭露这种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掩上曹禺的剧本，我们的眼前依然浮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诸如繁漪、侍萍、四凤、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金子、愫方、瑞珏、鸣风等等，她们的命运，牵动着作者的心，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三
　　
　　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从未在悲剧中表现出悲观和妥协，他总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着自己不屈的斗志，弘扬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哈姆雷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象征，是决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他的痛苦与忧郁，完全是来自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爱与憎：他爱世界是锦绣河山，憎它变成了一个蔓草丛生的荒园，变成了一所大监狱：他爱人类是“宇宙之华，万物之灵”，憎人类被作践成粪土，成畜生；他爱人世间的真、善、美，憎恶荒淫、邪恶、残杀、背叛、势利、假仁假义、卑鄙下流等一切假、恶、丑的行为。在他思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他的独自表达了他最强烈的抗议：“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打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哈姆雷特》三幕一场)这实际上是莎士比亚为人类的尊严受屈辱而鸣不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人情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哈姆雷特必须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最终他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刺杀妖王，铲除恶臣，把国事托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表现了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尽管结局是玉石俱焚，哈姆雷特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但“他在斗争中使人道、正义、理想发出了不灭的光辉”。在戏剧的结尾，莎士比亚用了他所有剧本里最堂皇、最热闹的场面——奏军乐、鸣炮，向哈姆雷特致以军人般的敬意。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曹禺的诗体化了的戏剧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一种启发和借鉴的关系”。曹禺在他的剧作中，同样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展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在《日出》中，曹禺运用富于诗意的象征，表现自己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在该剧的结尾，虽然陈白露感叹“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但“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太阳不属于黑暗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象征光明未来的工人阶级。最后舞台上传来的是砸夯的工人们渐唱渐近的歌声：“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方达生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听着工人们的歌声，狂喜地说：“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虽然作者对太阳怎样才能驱除黑暗、新的天地怎样才能建立还比较迷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他对光辉灿烂的明天抱有乐观的憧憬。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这样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而周冲也正是曹禺人文主义理想的化身。他向四凤描绘的那个深藏在心底的幻想世界，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雷雨》第三幕)虽然这一篇诗一般的话语显得天真幼稚，这美丽的幻想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虚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才有别于兽类，人性的光辉才能闪烁在天地间。
　　
　　四
　　
　　一代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将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对普通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对人性所受到的扭曲和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他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不仅感染和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文学家，对远在东方中国的作家曹禺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曹禺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性的怜惜、关怀和理解上。他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命运根源的追寻，对人的心灵深处复杂情感的描述，对人类理想世界的憧憬，使得他的作品久演不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而这一切，与莎士比亚人文精神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曹禺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并将其融进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才成为闻名中外的戏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