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神阶段。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记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结构者谋略也……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夫欲学书之法,先干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可谓临创之要决。这时平时的练习与创作已经化古人之意于我身，我的心意占居在主要地位，无心于书的创作状态，写的只是一种我之心意。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状态就是自我的实现。在这种自我实现中，多年临摹练就的本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意味，就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例如：苏轼之《黄州寒食贴》是在他被贬黄州后所书，其书之意，全用己意，但却处处合乎古人法度，书之初，起笔心意平淡，因病错失花期，可谓书生习气，既而由风雨飘摇，小屋如舟引出身世之感，笔势随之摇曳奔放。正是生活的艰难困苦，使苏轼感到放逐的切肤之痛，“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一联，字形由小变大，使人感到其心情如破闸之水，激射而出。看到乌鸦衔纸才依稀记起今天是纪念介之推的伤心日子。想当年晋文公欲用介氏而误把他烧死，这与自己无端受到猜忌不是十分相似吗？“君门深九重”不能扣帝阍而刨白固为忠诚之士共同的悲哀，但“坟墓在万里”却是私门最大的不幸。铩羽之翅，又岂能飞越祭扫？想效法阮籍，却害怕死灰屡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再不可复燃！“哭途穷”三字，横空出世，如音乐中的曲终前的最强音，肃杀萧瑟，余音绕梁。这是苏东坡心意的体现在他的书作中，我们所追求的何不是此种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
需要补充的是，在以上三个阶段的书法创作中书作的内容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孙过庭在《书谱》中曾对王羲之的不同作品所具有的不同情感类型，有了很好的说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可见情感的体验与注入，会“因物”不同，而导致“我心”“我神”的不同表达。
余论
蔡祥麟先生说过：书家要具备三境：即“工、学、才”。我赞同他的意见，但对之稍作调整和补充。并且作为形神相融的条件提出。
第一、天赋才情。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才”有大有小，有先天有后天，我这儿所说的主要是人的禀赋与天资。爱迪生说成功是99%的汗水和1%的灵感造成的，没有这1%灵感，我们仅能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我并非说是天赋决定论，但天赋的重要性却是非常之大的，天赋能够造就天才。
第二、修养。黄庭坚云：“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此中学问文章之气即后代所推崇的“士气”或“书卷气”，又云：“士大夫下笔使有数万卷书气象，便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可见黄氏所推崇的是读书万卷始通神。见多识广，从而明辨了是非取舍，眼界随之提高，胸次因而拓宽，如果再加以才情工夫，那么出手必然高超绝尘，无俗气。读书成为宋以来提高胸次，提升书法境界的不二法门。当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得在国学上的学习不可能达到像古代书家的水平，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深入学习古代经典，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能把握其精神，才可能达到较高的艺术修养。当然修养亦包括和书法艺术相关的其他姊妹艺术形式,从中我们都可以得到艺术启示,金针渡人,伽叶微笑。
第三、功夫。古人用志不移，专心致志，乃能技通于道。苏东坡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磨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谓“书穷而后工”，这正是书法艺术创作不可逾越的途径。
第四、五合五乖。孙过庭《书谱》中云：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绸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合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达势屈，二乖也；风燥曰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孙氏在此指出书法创作的情况，除具备了表现的技能与素养之外，还要和创作时的身心、外在环境、工具材料紧密联系，只有在“五合”的状态下才可能产生好的书法作品；相反假使有“五乖”而或有几乖，那麽自然腕下有鬼，当然不会产生好作品。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通过学习我们可以由技法层面上升到哲学体悟方面，从而技道两进。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在书法的学习之过程中，我们的心灵则恰恰是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历程，只有把握住临摹与创作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深入到古代经典书作当中，与古为徒，入古出新。
主要参考文献：
⑴《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第1版。
⑵《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丛文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⑶《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⑷曹宝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⑸《论中国书法的“三性”与“三境”》，蔡祥麟，《中国书法》杂志2005年第一期。
⑹《说文解字今释》，汤可敬，岳麓书社，1997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