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条道路:论爱尔兰的戏剧复兴运动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6
论文关键词:爱尔兰戏剧复兴运动;叶芝;辛格;奥凯西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20世纪初爱尔兰戏剧复兴运动的发展过程,系统,来到了更加世界性的欧洲城市,如巴黎、苏黎世等。当他来到了外部世界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都柏林的独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都柏林人的深沉感受。《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等描写的都是都柏林的景色和人物,是他把都柏林推向了世界,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声誉,每年的“布卢姆日”都吸引了无数的文学爱好者前来凭吊这位大师和他笔下所描写的每一条街道。
另一位走向欧洲道路的戏剧家是塞谬尔·贝克特。他出生于都柏林,并在三一学院接受教育。离开爱尔兰后,他从1937年起就成为巴黎的永久居民。他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讲英语的爱尔兰人,从一开始就和以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存在着精神上的冲突。他用法语进行创作,《等待戈多》就是用法语写成的。他的场景没有特别的标志:《等待戈多》的场景只有一条乡间的路和一棵树;《最后一局》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室内。从语言到主题都没有爱尔兰的特色,他几乎是一个“非爱尔兰化”的爱尔兰流亡剧作家,他更多地代表着20世纪50年代巴黎先锋派的精神。
也有一些英国本土作家则转向爱尔兰文化,吸取新鲜的养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格兰戏剧家约翰·阿顿(John Arden)和爱尔兰戏剧家玛格丽特·达茜的合作。约翰·阿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新浪潮”戏剧的著名人物,其剧本《莫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serjeant Musgrave's Dance)是英国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两人后来移居到西爱尔兰,创立了盖尔维戏剧社(Galway Theatre Workshop),积极 地创作和演出,反对军国主义,对英国的政治、军事和帝国传统提出质疑,讨论爱尔兰南北两方的社会问题。约翰·阿顿和玛格丽特·达茜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戏剧的沉闷单调和中产阶级的自恋情调日益不满,他们离开英国,到西爱尔兰定居,就是渴望在这种激进的气氛中寻找新的思想和新的创作力,使他们的戏剧形式和内容更加开放和自由。
与爱尔兰剧作家相比,不列颠剧作家则显得保守和严肃。安德鲁·桑得斯写道:“‘现代主义者们’的戏剧实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只是间接地影响了英国戏剧的主流。”这个主流是什么呢?不难看出,从萧伯纳开始的现实主义就一直是英国戏剧的主流,甚至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剧院的诺埃尔·考沃德、普里斯特利、罗伯特·谢里夫的作品基本上是萧伯纳现实主义风格的延续。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戏剧革命”,新生代的本土戏剧家们才开始打破和抛弃这种“主流”。约翰·阿顿、阿诺德·韦斯克、哈罗德·品特就是这一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们使用荒诞派的技巧,发掘戏剧语言的表现魅力,揭示出掩盖在人们“正常”生活情景下的失望、麻木和幻灭的心情,呼唤一种奋发向上、富有激情的活力,反对伦敦那种谨小慎微、拘谨造作的写作风格。评论家米歇尔·伊瑟顿这样来描述这两种传统:“‘不列颠观念’或‘英国观念’是在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影响力的情况之下还想保持着往昔在体制、观念上的优越;‘爱尔兰观念’是经历过殖民占领后重新寻找的一个新的体制和观念。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前者的本质,那么理想主义就是后者的特点……一种激进的英国民族主义开始从它消失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单一化冲突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爱尔兰戏剧也开始慢慢从主导的英国文化中解放出来,产生自觉意识。”
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爱尔兰戏剧家,他们一方面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又一次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走向民族艺术的独立自主。但是爱尔兰戏剧又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它同英国本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决定了它必然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爱尔兰戏剧的创造力量处于分化的状态:一批戏剧家走向了伦敦发展,走向英国的正统文化中;另一批戏剧家坚持本土化的创造,开辟独立的爱尔兰文学;还有一批作家和戏剧家走向欧洲,寻找更加广阔的文学视野。以戏剧为主要代表的爱尔兰文学形成了三条道路:王尔德和萧伯纳的道路,叶芝和辛格的道路,乔伊斯和贝克特的道路。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道路和方向,它们都充分显示了爱尔兰文学的实力,这种文学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脱离英国本土文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形成独立而成熟的爱尔兰文学。
论文摘要:文章立足于20世纪初爱尔兰戏剧复兴运动的发展过程,系统,来到了更加世界性的欧洲城市,如巴黎、苏黎世等。当他来到了外部世界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都柏林的独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都柏林人的深沉感受。《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等描写的都是都柏林的景色和人物,是他把都柏林推向了世界,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声誉,每年的“布卢姆日”都吸引了无数的文学爱好者前来凭吊这位大师和他笔下所描写的每一条街道。
另一位走向欧洲道路的戏剧家是塞谬尔·贝克特。他出生于都柏林,并在三一学院接受教育。离开爱尔兰后,他从1937年起就成为巴黎的永久居民。他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讲英语的爱尔兰人,从一开始就和以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存在着精神上的冲突。他用法语进行创作,《等待戈多》就是用法语写成的。他的场景没有特别的标志:《等待戈多》的场景只有一条乡间的路和一棵树;《最后一局》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室内。从语言到主题都没有爱尔兰的特色,他几乎是一个“非爱尔兰化”的爱尔兰流亡剧作家,他更多地代表着20世纪50年代巴黎先锋派的精神。
也有一些英国本土作家则转向爱尔兰文化,吸取新鲜的养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格兰戏剧家约翰·阿顿(John Arden)和爱尔兰戏剧家玛格丽特·达茜的合作。约翰·阿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新浪潮”戏剧的著名人物,其剧本《莫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serjeant Musgrave's Dance)是英国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两人后来移居到西爱尔兰,创立了盖尔维戏剧社(Galway Theatre Workshop),积极 地创作和演出,反对军国主义,对英国的政治、军事和帝国传统提出质疑,讨论爱尔兰南北两方的社会问题。约翰·阿顿和玛格丽特·达茜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戏剧的沉闷单调和中产阶级的自恋情调日益不满,他们离开英国,到西爱尔兰定居,就是渴望在这种激进的气氛中寻找新的思想和新的创作力,使他们的戏剧形式和内容更加开放和自由。
与爱尔兰剧作家相比,不列颠剧作家则显得保守和严肃。安德鲁·桑得斯写道:“‘现代主义者们’的戏剧实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只是间接地影响了英国戏剧的主流。”这个主流是什么呢?不难看出,从萧伯纳开始的现实主义就一直是英国戏剧的主流,甚至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剧院的诺埃尔·考沃德、普里斯特利、罗伯特·谢里夫的作品基本上是萧伯纳现实主义风格的延续。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戏剧革命”,新生代的本土戏剧家们才开始打破和抛弃这种“主流”。约翰·阿顿、阿诺德·韦斯克、哈罗德·品特就是这一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们使用荒诞派的技巧,发掘戏剧语言的表现魅力,揭示出掩盖在人们“正常”生活情景下的失望、麻木和幻灭的心情,呼唤一种奋发向上、富有激情的活力,反对伦敦那种谨小慎微、拘谨造作的写作风格。评论家米歇尔·伊瑟顿这样来描述这两种传统:“‘不列颠观念’或‘英国观念’是在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影响力的情况之下还想保持着往昔在体制、观念上的优越;‘爱尔兰观念’是经历过殖民占领后重新寻找的一个新的体制和观念。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前者的本质,那么理想主义就是后者的特点……一种激进的英国民族主义开始从它消失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单一化冲突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爱尔兰戏剧也开始慢慢从主导的英国文化中解放出来,产生自觉意识。”
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爱尔兰戏剧家,他们一方面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又一次繁荣,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走向民族艺术的独立自主。但是爱尔兰戏剧又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它同英国本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决定了它必然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爱尔兰戏剧的创造力量处于分化的状态:一批戏剧家走向了伦敦发展,走向英国的正统文化中;另一批戏剧家坚持本土化的创造,开辟独立的爱尔兰文学;还有一批作家和戏剧家走向欧洲,寻找更加广阔的文学视野。以戏剧为主要代表的爱尔兰文学形成了三条道路:王尔德和萧伯纳的道路,叶芝和辛格的道路,乔伊斯和贝克特的道路。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道路和方向,它们都充分显示了爱尔兰文学的实力,这种文学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脱离英国本土文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形成独立而成熟的爱尔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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