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产生的世界中，对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发生学的考察，注重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要素与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同源关系，并且试图描述这种关系的功能意义。戈德曼认为，文学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了一种世界观，而世界观总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的展现，因此文学作品的世界和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发生结构主义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与一定社会集团之间在结构上的同源关系，进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基于一定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拉辛的作品作了发生结构主义分析，认为拉辛的三部拒绝悲剧是17世纪法国极端冉森教派拒绝世界的精神观念的反映，他的三部现实悲剧是冉森教派试图与世界妥协的精神观念的反映，而他的最杰出的悲剧《费德尔》则是冉森教派在世界的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反映。 
　　戈德曼认为，发生结构主义标志着文学社会学的一个转折。以往的文学社会学都试图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集体意识的内容之间建立一些联系，但往往仅是探索与文学作品的内容相对应的一些范畴，忽视了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功能考察，从而影响了对文学作品统一性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一个创造力低下的作家只满足于不加个人经验的对社会现实和集体意识的直接的描绘和叙述时，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只有受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而满足于对一般社会现实和集体意识的研究。所以，戈德曼断言，以往从作家和作品出发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在涉及一般水平的作品或文学思潮的研究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当接近一些伟大的作品时便丧失了一切优越性。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往往蕴涵着作品世界的结构和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同源性。而发生结构主义正是“从这样的假说出发：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企图对一种特殊的境遇作出有意义的反应，并因此倾向于在行动的主体和与此主体有关的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创造一种平衡。”[3](P178)戈德曼认为，发生结构主义能够通过对行动的主体和构成行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结构的揭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能作出新的解答。 
　　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将文学批评指向一个更大的功能化结构之中，把文学艺术作品与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联系起来作发生学的考察，建立文学艺术与其所指对象的同构联系，使我们看到文学是怎样在一个整体性的结构中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因此而区别于传统的实证社会学批评。有的研究者指出，戈德曼有“一种以社会批评代替美学批评的倾向”。[4](P90)其实，正像鲍埃豪尔指出的那样，在戈德曼开始将文学作品引入结构分析之前，他是从“分析作品的内在审美构成开始的”[3](P31)，因为，从美学意义上看，世界观就是“特定艺术形式中的风格特征”。[3](P8)只不过戈德曼在关注文学作品之审美因素的同时也极力地将批评重心深入到社会领域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阶级等诸多意识形态因素（如他对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分析），从而展现出一种宏观的批评视野。社会批评的这种趋势到了当代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那里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批评。 

四 
　　伊格尔顿坚持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认为文学乃至整个审美活动都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分析了16世纪英国文学的缘起和18至20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变迁。他认为“文学”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作为一种观念的确立是在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之后，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文学表达的是一种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英国功利主义意识强烈对立的人类的创造性的思想，在当时，“文学”实际上成了“想象”的同义词。大部分浪漫主义诗人本身就是政治家，“他们注意的是文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5](P39)，所以，当时的“文学”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已成为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载体。伊格尔顿认为，早期英国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影响制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与影响文学的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权力往往影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文学的观念、文学本身的结构和审美因素以及文学的存在本身都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因此，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的一部分，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一切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但伊格尔顿对认识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时存在的机械被动理解保持清醒的态度，他曾对卢卡奇的认识论反映论表示怀疑，认为文学与客观对象不是那种反映式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艺术、法律、政治、宗教——都有它们自己的发展速度，自己的内在演化，并不能归纳为仅仅是阶级斗争和经济状况的表现。”[6](P17)意识形态本身包含有具体的内容，它不仅仅指人们所坚持的某些顽固而又常常是无意识的观念，它还是我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一定社会话语实践形式的抽象化，其本身在表面上赋予世界以特征、在结果上赋予人们的行动中以一定的审美因素，从这个角度伊格尔顿认为“审美就等于意识形态”。[7](P91)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关注审美和人类的解放，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性与精神、欲望和理性严重分裂所造成的审美失落的现实。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使审美本身成为了一种反审美的异化手段从而导致了个体的分裂，这种分裂使意识形态“身陷在经验和理论之间进退两难”。[7](P87)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对审美和意识形态的考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的，他关注的是一定社会历史中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运作，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意识形态的特征和作用。在他那里，社会批评已经不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简单解释，而是一种更加能够介入社会现实并对现实起一定规避作用的思考方式，从而使社会批评走向一种文化分析的立场，这正体现了20世纪社会批评整体范型的转变。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社会批评曾一度以其对文学作品之“意义特性”的生成和展现的关注影响和建构着文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模式。但它的属性特征并非仅仅在于它坚持的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联系而具有的视野的宏观性、范型的整体性和技巧上的可操作性，在这些又可以被视为社会批评固有的缺陷的口实之外，它进一步在人类整体文化视野中找到了理论的突破口和意义展现的方式。所以考德威尔才批评当时以劳伦斯小说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离开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成为了逃避主义者的温床，并为当时风靡欧洲文坛的资产阶级文学“驱向越来越严重的个人主义，完全锁闭在自身的天地里”[2](P401)的痼疾开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决的办法”。[2](P395)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学“逃脱出这个时代，到‘纯艺术’中去，到象牙之塔中去，这已是不可的，因为现在没有纯艺术了，纯艺术时代或是已经过去，或是尚未开始。”[2](P425)正由于此，普列汉诺夫才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出现是因为作家与他们所属社会相脱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批评坚持文学在力量在于介入，要求文学批评始终要以一种“介入者”的姿态关注文学的具体社会环境中的意义展现，并试图把展现的文学意义在这个社会中弥漫开来。伊格尔顿说，莎士比亚的作品随便放在手边并不是伟大的作品，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品，是文学批评实践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