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勉力捺定城门……”(袁可嘉《冬夜》)；“走进城就走进了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袁可嘉《进城》）；自然和农村的景象是：“自然是一座大病院/春天是医生，阳光是药……”。“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风景》）显然，.全无如废名笔下的桃园菱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长河，芦焚的果园所洋溢着的诗情画意和美感。“沈从文式”的单纯、明净，“一点牧歌的谐趣”和“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的理想不再可能。相比之下，他们更具复杂性和“现代性”（modernity），即“强调对于现代诸般现象深刻而实在的感受：无论是诉诸听觉的，视觉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的。” 他们无疑有着更为大胆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精神。这是因为四十年代无法逃避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渗透了大量的现实因素，充满了现实性和时代感。
    其次，他们虽然也持守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绝不“奉承小私有者农民的烂伤疤”，因而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难免龃龉和矛盾，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他们也禀有了作为他们的师辈的“京派”文人所缺乏的“反讽”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可贵的精神和进步立场。他们尖锐地反思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软弱、势利的劣根性。如杭约赫的<<知识分子>>，唐是的《沉睡者》，杜运燮的《善诉苦者》都是这一类主题的诗作。《知识分子》尖锐地讽刺了某些知识分子“一片月光、一瓶萤火/墙洞里搁一顶纱帽”式的书斋生活，揭露了他们被“旧长衫拖累住”，“空守了半世窗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甚至反省自己作为“白手”主人的“不幸”，因为“你不会推车摇橹荷斧牵犁/永远吊在半醒的梦里”，因而，“从今我要天天地打你/打你就是爱你教育你”（辛笛《手掌》），体现了非常严格的自我解剖的精神，寄寓了“痛苦里我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唐是《剑》）的理想。 
    再次，由于文化成长环境和教育素养的差异，他们身上“西化”色彩更为浓厚，更少传统的负累，也更具有反传统的文化精神，对“现代化”更少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穆旦认为，“现代人的许多思想情感用农业社会的传统语言来表达是不够的” 。作为理性表达欲望异常强烈的一批诗人，他们的一些诗歌就很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传统观。如穆旦的<<玫瑰之歌>>写道：“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郑敏则写道：“太多的骄傲已被西方/的风吹醒，土地不再献出果实，等待新文化的施肥/哦，你们可仍在蹉跎，迟疑/让自己成为这样的民族，营养于旧日光荣的回忆？”（《噢，中国》） 对照郑敏目下的颇不乏“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言论，其中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然而，在当时逐渐走向统一的，愈益强调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方向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新诗派诗人不愿放弃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和立场，与他们所师承的“京派”思想一样，必然难免于被批评排斥的“边缘”的位置及命运。
    总之，中国新诗派的思想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矛盾性、二重性，是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相交杂相融渗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使他们秉持开放的、“综合”的、把“现代性”和“现实性”融合起来的不无“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这无疑成就了他们创作的巨大成功，大大加速了“新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在下一个时代不得不封笔沉默的萌芽。
    是幸耶？是不幸耶？实在难以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