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给予他人自由。而要成为一个真实的自我，必须使他人成为真实的自我。仔细考察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可以发现，福尔斯不仅在内容上建构了一部具有存在主义主题的作品，而且在叙事模式上也为读者提供了相当大的阐释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1981年，这部小说由英国著名戏剧家哈罗德·品特编剧、捷克裔导演卡雷尔·雷兹执导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据说在诸多根据福尔斯的作品改编拍摄的电影中，福尔斯本人对《法国中尉的女人》最为满意。下面我们将探讨品特和雷兹作为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同时也作为小说的读者和阐释者在多大程度上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把小说搬上荧幕的。
　　电影对小说最大的改编是采用了“戏中戏”的叙述模式，即一个20世纪的电影摄制组在拍摄一个19世纪的故事，也就是小说故事的主体。两条故事线索交替进行，时间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不断转换，其区别就是人物的装束、言谈举止、生活的场景和使用的器物的不同，而摄制组里的男女主演迈克和安娜在拍戏过程中就像他们饰演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双双坠入爱河，最终也要像19世纪的一对恋人一样在彼此和各自的亲人和恋人之间进行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如此这般的改编与原作可谓离题万里，因为小说里就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摄制组，也更谈不上男女主演迈克和安娜之间的爱情纠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又是编剧／导演绝佳的创意，并在实质上保持了与原作的一致，即上文提到的时代误置，所不同的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观众也有可能在频繁的时空转换中下意识地把戏里戏外的故事置于同一层面上进行考量。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码头”一场戏，开拍之前扮演萨拉的女演员安娜举起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容，而她在镜子里看到的却是19世纪的萨拉，现实与虚构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与小说达到了一种“神似”。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者尽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文字铺陈地描述某个人物，解释某个事件的原委，甚至像福尔斯那样在小说中坦陈小说家的苦衷。包括小说里的后两个结局的顺序。作者告诉读者说他是通过抛硬币决定的，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最后一个结局比前一个结局更具有“权威性”。这就是说，作者放弃了最后的权威，把阐释权和选择权留给了读者。电影是视觉的艺术，荧幕上出现的形象直观、逼真，具有不可回溯性，并有即时性和临场感。可以说小说家和编剧／导演是在用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很难想象有一个导演出现在电影画面上或者有一个画外音告诉观众说某个结局是不可能的，或者某两个结局是同等重要的。
　　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对小说中出现的三个结局的处理可谓颇具匠心。小说中的第一个结局在电影里被完全舍弃了，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因为小说作者已经基本排除了第一个结局的可能性，现代的读者和观众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有趣的是我们在电影里也看到两个不同的结局，即“戏里”故事的结局和“戏外”故事的结局，两个结局都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即电影的最后一个外景地温德米尔。在“戏里”的故事中，查尔斯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在温德米尔一户人家找到了萨拉，而此时的萨拉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自尊、自信。并且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两人见面以后悲喜交集，互诉衷肠，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与小说中的第二个结局是一致的，即非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结局。在“戏外”的故事中，摄制组全体成员在温德米尔举行晚会，庆祝电影封镜。这时安娜示意正在跳舞的迈克到屋里与她会面，随后先行进了屋里。屋里的安娜先是面带笑容地坐在化妆镜前，随后又若有所思地抬头审视了一番镜中的自我，突然间像是做出了什么决断。等到迈克来到屋里，安娜已经离开。迈克跑到窗前看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大叫一声，但喊出的名字却是“萨拉”，可见戏里戏外的界限已经变得十分模糊。“戏外”的人的命运与“戏里”的人的命运已经在无形中联系起来，也同样需要面对诸如自由和选择这样的存在主义的课题。细究起来，这个结局其实与小说中的第三个结局暗暗相合。亦即不确定的和开放性的结局。安娜像小说第三个结局里的萨拉一样回绝了迈克的求婚，保持个体的独立地位。
　　在谈到小说家的地位时福尔斯曾说：“小说家依然是一个神祗，因为他在创造(就是那最自以为是的先锋派现代小说也不能完全铲除它的作者)：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形象的神祗，无所不知，发号施令，而是一种新的神学形象．是自由而不是权威成为我们的头等原则。”[3]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里，福尔斯不仅建构了一个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关于自由的主题，而且在叙述模式和情节设置方面给读者保留了选择的权利和阐释的空间，贯彻了自己关于自由而不是权威的创作原则。这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
　　在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里，作为读者和阐释者的编剧，导演对于原作者的创作原则显然心领神会，充分利用作者所赋予作品的自由品质，一方面创造性地设置了过去和现代两条平行的故事线索，给观众讲述了一个“戏中戏”和一个“戏外戏”的爱情故事，把两个相距100余年的不同时代同时置于观众的审视之下。让观众既思考过去．又反观当今。另一方面，编剧／导演又忠实地把握原作的精髓，最大限度地把原作关于自由的主题传递出来，同时也在结局设置上把选择权留给了电影的阐释者－观众。
　　
　　参考文献
　　［1］［2］［3］Fowles,John.The French L0ieutenant’sWoma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Research Press.1992.pp.80,80,8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