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冲出纪录片创作的误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6
中国纪录片第一次高喊“打倒解说加画面,走出纪录片创作误区”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纪录片创作者们觉得,“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制片方式,再也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真实地表现人们的现实生活了。于是“以画面语言为主体,代之以同期声”的一大批纪录片问世了:《望长城》、《中华之门》、《***本关键字已替换***》等。十年过去了,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之路是不是一码平川,可以大步走下去了呢?纪录片创作者在思考,电视人在思考,整个电视界都在思考:
选材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纪录片中的故事,还是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生命因爱而美丽》、《好大一个家》、《生命的印记》等节目,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收养残疾儿童或关爱老人的故事。这些片子主题的选择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献爱心的人如何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如何领回家,如何喂饭,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纪录还只是叙述了这件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俱情节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笔者拍摄过的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售货员李丽平刚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检到了一个用布包裹的男婴,和一个写有“大好人,请代为收养,事后一定重谢!”的字条。李丽平将孩子抱回家收养。可是夫妻俩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养。婆婆不理解,总认为儿媳检到的孩子是“野种”,为此婆媳间经常为此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两年后,一个自称是孩子爸爸的人来到李丽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双方上诉到法院,又一场风波出现了……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纪录的是上面的情节,那无疑是一个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纪录了检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称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闻性专题节目)。现在的纪录片已经由平叙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纪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象这次由多名法国专家评出的中国纪录片大奖,《房东薛先生》、《俺爹俺娘》等,都极具戏剧性。不仅有好看的故事,而且矛盾冲突尖锐。特别是《阮奶奶征婚》,当82岁的阮奶奶征婚遭到儿女们的极力反对、又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的情况下,阮奶奶大胆地来到报社,花钱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选,在全国各地应征的老人中,选定了一位75岁的“英俊”老伴。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太原电视台选送的节目《国际玩笑》,片中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在1996年的愚人节参加愚人攥稿大赛时,刊登了一篇关于联合国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零点,要选出一名世纪婴儿的报道。尽管刊登报道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再三说明:此报道为愚人大赛的作品,绝无此事。但这则报道还是在几年后(2000年),被某小报转载,结果生出了一批世纪婴儿。于是,这个获了愚人奖的青年人,成了“世纪巨骗”不但女朋友告吹,本人被开除了公职,而且还开始了漫长的解释工作,最后联合国也不得不出来辟谣。这部纪录片不仅故事情节曲折,而且使人啼笑皆非,寓意深刻。这次获得提名奖的《陶阳学戏》、《最后一场演出》、《愚公愚婆》、《人体模特的故事》等,都不乏为这方面的精品。
拍摄上: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原生态的纪录。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录,结果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那就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原生态的纪录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和法国的评委们在观看评选节目的时候,一致感到,大凡作者只纪录事件的过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反之,注意纪录故事情节的节目,不但剪辑起来省事,而且明显“打眼儿”。因为观众的最大需要:就是节目要好看。
人文类长纪录片《伴》,纪录的是湖南某山区,一位76岁的刘老太太,饲养了世界第一大猪(2600斤)的故事。湖北台的创作人员,不仅是把镜头对准刘老太太一天2次为大猪检食的过程,更关注饲养大猪中的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特别是该片围绕这头7年的大猪卖还是不卖的焦点,反反复复展现矛盾,直至刘老太太突然病倒,大猪的生死也随之陷入困境……。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故事一环扣一环,矛盾一个接一个,节目看完了,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有些没能入围的节目,也确实在这方面犯了大忌。这些纪录片往往是从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晚上才休息。《袁奶奶学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内容是65岁的袁奶奶准备买一辆小汽车,于是她到驾校报了名,开始了漫漫的学车路……可是编摄人员在拍摄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摄像机主要纪录的是开车的原理和开车的方法,而且细到怎么握方向盘,怎么挂档。片子看到第六分钟了,还是这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个节目也被冠以纪录片,但看后给人的感觉是教学片。象《韦伯一家的春节》、《新藏线上》、《老朋友》等,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落选。
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摄像机纪录的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纪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观众是不会为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换频道的。在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纪录片时间较短的编导:不要以为用摄像机纪录了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在把这些过程稍加选择,编在一起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纪录人或事件过程的时候,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创作上:话筒采访的故事不等于画面语言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曾对解说词重要还是同期采访重要,产生过一些争议。几年后,人们发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现在进行时”的拍摄方法,决定了同期采访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访开始大量地走进纪录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像没有很多人出画面讲一讲就不叫纪录片了。于是纪录片成了真正的“讲”故事。
在这次评选的节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节目都注重了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可是仍有一些“人头接人头”的片子。有的甚至20分钟的片子,出现了26个人在讲故事,结果电视纪录片成了真正的广播纪录片了。有一个表现去年战胜非典的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更不要说用画面语言去表达了情感,表现故事了。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这样的节目不要说让高级专家评委去评,就连老百姓看了也会厌烦的(这样的选题更适合作新闻专题)。
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叫《幼儿园》的纪录片,可以说通篇没有解说词,采访也极少,观众通过细腻的画面语言,看懂了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还有一部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的作品《纸殇》,纪录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从入学一直拍到毕业(4年),每年都用摄像机去纪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的送给外国人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这个故事。
我们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会在片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把纪录片编成各种人头的集粹和展示。我个人认为,凡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而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说的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的再细腻,观众也没有看到。而出现在画面中的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会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在纪录片革命的今天,我们已经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那种制片方式中前进了一大步,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了。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就是纪实了,就是纪录片了。实际上,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既然叫“电视片”,那么就必须认清“画面语言”是纪录片的灵魂,它的故事,它的情节,都应该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那种大量使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创作方法,有违于纪录片创作的根。
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这次报送的评选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小小读书郎》、《空山》、《潮汕民居》、《狮子山、玉门关》、《荣氏兄弟》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电视台的编导胡志远,连续4年抗着三角架,来到大山深处的井底村。可以这样说,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讲究。还有《龙船日记》,尽管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龙舟赛这样动感很强的内容,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操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参评的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这次四川阿坝州电视台送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人文类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部纪录片入了围,但评委们都为该片没有进入大奖而觉得惋惜。象《咱当兵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山头秀才》等节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谈了不少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今年“中国纪录片大奖”的作品质量,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届。《非凡21小时》、《布达拉宫》、《复活的军团》、《回家的路有多长》、《远望神州》、《陈小梅进城》等,不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完全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特别是一些小台,进步的幅度尤其大。象义乌电视台拍摄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华电视台的《10小时生命大营救》、宜宾电视台《抢救白鲟行动》、湛江市委组织部的《本色》等。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电视产品供人民群众愉悦欣赏;我们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的电视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更需要大量的电视精品问世,已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选材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纪录片中的故事,还是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生命因爱而美丽》、《好大一个家》、《生命的印记》等节目,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收养残疾儿童或关爱老人的故事。这些片子主题的选择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献爱心的人如何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如何领回家,如何喂饭,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纪录还只是叙述了这件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俱情节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笔者拍摄过的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售货员李丽平刚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检到了一个用布包裹的男婴,和一个写有“大好人,请代为收养,事后一定重谢!”的字条。李丽平将孩子抱回家收养。可是夫妻俩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养。婆婆不理解,总认为儿媳检到的孩子是“野种”,为此婆媳间经常为此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两年后,一个自称是孩子爸爸的人来到李丽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双方上诉到法院,又一场风波出现了……笔者认为,如果纪录片纪录的是上面的情节,那无疑是一个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纪录了检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称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闻性专题节目)。现在的纪录片已经由平叙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纪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象这次由多名法国专家评出的中国纪录片大奖,《房东薛先生》、《俺爹俺娘》等,都极具戏剧性。不仅有好看的故事,而且矛盾冲突尖锐。特别是《阮奶奶征婚》,当82岁的阮奶奶征婚遭到儿女们的极力反对、又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的情况下,阮奶奶大胆地来到报社,花钱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选,在全国各地应征的老人中,选定了一位75岁的“英俊”老伴。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太原电视台选送的节目《国际玩笑》,片中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在1996年的愚人节参加愚人攥稿大赛时,刊登了一篇关于联合国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零点,要选出一名世纪婴儿的报道。尽管刊登报道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再三说明:此报道为愚人大赛的作品,绝无此事。但这则报道还是在几年后(2000年),被某小报转载,结果生出了一批世纪婴儿。于是,这个获了愚人奖的青年人,成了“世纪巨骗”不但女朋友告吹,本人被开除了公职,而且还开始了漫长的解释工作,最后联合国也不得不出来辟谣。这部纪录片不仅故事情节曲折,而且使人啼笑皆非,寓意深刻。这次获得提名奖的《陶阳学戏》、《最后一场演出》、《愚公愚婆》、《人体模特的故事》等,都不乏为这方面的精品。
拍摄上: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原生态的纪录。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录,结果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那就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原生态的纪录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和法国的评委们在观看评选节目的时候,一致感到,大凡作者只纪录事件的过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反之,注意纪录故事情节的节目,不但剪辑起来省事,而且明显“打眼儿”。因为观众的最大需要:就是节目要好看。
人文类长纪录片《伴》,纪录的是湖南某山区,一位76岁的刘老太太,饲养了世界第一大猪(2600斤)的故事。湖北台的创作人员,不仅是把镜头对准刘老太太一天2次为大猪检食的过程,更关注饲养大猪中的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特别是该片围绕这头7年的大猪卖还是不卖的焦点,反反复复展现矛盾,直至刘老太太突然病倒,大猪的生死也随之陷入困境……。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故事一环扣一环,矛盾一个接一个,节目看完了,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有些没能入围的节目,也确实在这方面犯了大忌。这些纪录片往往是从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晚上才休息。《袁奶奶学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内容是65岁的袁奶奶准备买一辆小汽车,于是她到驾校报了名,开始了漫漫的学车路……可是编摄人员在拍摄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摄像机主要纪录的是开车的原理和开车的方法,而且细到怎么握方向盘,怎么挂档。片子看到第六分钟了,还是这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个节目也被冠以纪录片,但看后给人的感觉是教学片。象《韦伯一家的春节》、《新藏线上》、《老朋友》等,都因为这样的问题而落选。
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摄像机纪录的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纪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观众是不会为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换频道的。在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纪录片时间较短的编导:不要以为用摄像机纪录了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在把这些过程稍加选择,编在一起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纪录人或事件过程的时候,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创作上:话筒采访的故事不等于画面语言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曾对解说词重要还是同期采访重要,产生过一些争议。几年后,人们发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现在进行时”的拍摄方法,决定了同期采访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访开始大量地走进纪录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像没有很多人出画面讲一讲就不叫纪录片了。于是纪录片成了真正的“讲”故事。
在这次评选的节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节目都注重了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可是仍有一些“人头接人头”的片子。有的甚至20分钟的片子,出现了26个人在讲故事,结果电视纪录片成了真正的广播纪录片了。有一个表现去年战胜非典的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更不要说用画面语言去表达了情感,表现故事了。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这样的节目不要说让高级专家评委去评,就连老百姓看了也会厌烦的(这样的选题更适合作新闻专题)。
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叫《幼儿园》的纪录片,可以说通篇没有解说词,采访也极少,观众通过细腻的画面语言,看懂了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还有一部北京广播学院学生的作品《纸殇》,纪录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从入学一直拍到毕业(4年),每年都用摄像机去纪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叙述故事。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的送给外国人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这个故事。
我们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会在片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把纪录片编成各种人头的集粹和展示。我个人认为,凡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而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说的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的再细腻,观众也没有看到。而出现在画面中的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会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在纪录片革命的今天,我们已经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那种制片方式中前进了一大步,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了。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就是纪实了,就是纪录片了。实际上,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既然叫“电视片”,那么就必须认清“画面语言”是纪录片的灵魂,它的故事,它的情节,都应该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那种大量使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创作方法,有违于纪录片创作的根。
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这次报送的评选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小小读书郎》、《空山》、《潮汕民居》、《狮子山、玉门关》、《荣氏兄弟》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电视台的编导胡志远,连续4年抗着三角架,来到大山深处的井底村。可以这样说,这部纪录片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讲究。还有《龙船日记》,尽管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龙舟赛这样动感很强的内容,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操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参评的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这次四川阿坝州电视台送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人文类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部纪录片入了围,但评委们都为该片没有进入大奖而觉得惋惜。象《咱当兵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山头秀才》等节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谈了不少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今年“中国纪录片大奖”的作品质量,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届。《非凡21小时》、《布达拉宫》、《复活的军团》、《回家的路有多长》、《远望神州》、《陈小梅进城》等,不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完全可以与国际上的一些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特别是一些小台,进步的幅度尤其大。象义乌电视台拍摄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华电视台的《10小时生命大营救》、宜宾电视台《抢救白鲟行动》、湛江市委组织部的《本色》等。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电视产品供人民群众愉悦欣赏;我们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的电视作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更需要大量的电视精品问世,已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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