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獲了金馬獎的緣故，《藍宇》，這部原本大陸觀眾未必能夠很輕便地看到的電影，經由眾多的盜版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影碟店中。撇開商人為營利所做的有選擇性的盜版（他們也許并不留心這是一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而看中的是獲獎所能帶動的營銷量）不談，——這也許是個好事，這部承襲關錦鵬一向唯美風格，類言情劇的電影，為很多對同性戀不了解、相當模糊、或有偏見的觀眾打開了一個正面接触的入口：藍色的抒情感傷的色調，流暢的節奏，兩位男主角精彩細膩的演出，鋪陳出一場同性戀者的愛恨悲歡。“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這部由于男主角藍宇之死而上升為一個永恒愛情神話的電影，賺取了眾多觀眾的眼淚，獲得了相當的認同与肯定：“第一次為同性之間的真情而感動，真實的感情，不論是在同性還是异性之間，都會讓人感動的。”這樣的評价在网上頗具代表性，表明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群體——一個异性戀身份者通過這部電影所得到的對于同性戀者的認識，它對于這個社會無名存在的同性戀群體無疑是一种鼓勵，證明他們的愛情除了性取向之外，与异性戀并無不同，只要是“真情”，同樣值得尊重。
　　然而這樣一部好看、煽情、以同性戀為故事框架的電影是否真正地、真實地触及到了“同性戀”——這一中國當代社會之“暗諱”——的狀況、處境与問題，卻是值得探究的。《藍宇》改編自一部在网上頗為流傳、具有極高點擊率的小說《北京故事》（1），早在這部電影未開拍之前，這部小說就是网上討論的熱門之一。它先是在同性戀网民中走紅，接著由于它的网上知名度，吸引了眾多的异性戀讀者，它的高點擊率使得這部小說成為最為流傳的几部网絡原創小說之一。投資方邀請關錦鵬改編這部被譽為“新网上經典”（2）的作品，很顯然有它商業上的考慮。但是不管怎么樣，身為同性戀導演，第一次執導同性戀題材電影，人們有理由期待關錦鵬能夠為同性戀者“代言”，揭示与表現出這個在現存的社會環境中遭到普遍壓抑的群體的真實生活与情感。但是很遺憾，也許是由于身處的意識形態環境的差异，對內地生活的不熟悉（關錦鵬是香港導演，在香港長大，《藍宇》講述的則是八九十年代北京一對同性戀情侶的故事），關錦鵬并沒有正面處理這對大陸同性戀情侶如何面對家庭、社會這一暗諱問題，他刪去了原作中同性戀者自我身份認同矛盾与掙扎的有關情節，把它改寫成一個溫馨傷感的通俗言情劇，一种跨越性別、階層的偉大“愛情”代替了同性戀現實中遠為复雜与殘酷的認同危机与社會抗爭。這樣一部以表現同性戀為主旨的電影恰恰在其對偉大“愛情”的謳歌中遮蔽了社會真實存在的同性戀問題。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香港的同性戀活動環境較寬松，同為華人文化生活圈，關錦鵬不是沒有碰到過此類認同危机問題，在他自傳性的電影《男生女相》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關錦鵬同樣坦承他如何將他的真實性取向与他母親交待，取得她理解的難題。何以在這部電影中，關錦鵬將這一身份認同、家庭沖突（同性戀与中國傳統“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家庭倫理）問題輕輕放過？
　　原作《北京故事》對這一問題有更多的涉及，陳悍東在發現自己對藍宇的感情絕不止是“玩”之后，他并不愿直面這個事實：“那時的中國比現在閉塞得多，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渠道去正确地了解我們的感情，而且我們也不自覺地避免了解”。（3）由于他在這場戀愛中更多地扮演著傳統男性的角色（強有力、主動、控制），他堅持認為自己的這一段“玩儿”只是暫時的，他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异性戀者，將履行締造婚姻、家庭、生育的責任。在母親的催促下，他開始物色女友，并且力勸藍宇去進行“行為療法”，這一行為療法以失敗告終，他和藍宇的感情也欲罷不能地繼續著。終于他和藍宇的關系被他母親知道，他的母親与之進行了一場親情与愛情之選擇的談話：“‘你不能這么不知廉恥啊！你還是人嗎？’‘你瞞了我們這么多年！虧得你爸死的早，他要是今天知道了，那不比讓他死還難受嗎？’‘讓媽看著自己的儿子讓人家瞧不起、唾棄，媽不是比死還難受嗎？啊？我怕呀！！’媽嗚嗚地失聲痛哭。我眼里潮潮的，心像是被人猛擊一樣難受。我也該算是個漢子，看著老母親為我這么痛不欲聲，我怎么能忍心。看著老媽哭紅的雙眼，藍宇、他的愛、我的感情……這些又算得了什么！。”（4）而后，他的母親又和他的新婚妻子聯手，以匿名信的發式揭發藍宇的“不良”行徑，使之被單位辭退。婚后由于陳憾東始終不能忘怀藍宇，兼之他發現了他母親与妻子對藍宇的作為，終于与他妻子离婚。在影片中，這些与家庭沖突有關的情節被輕描淡寫地略過，他的母親与妻子變成兩個相當不重要的、走過場的角色，除了陳悍東因為要結婚和藍宇說的“人長大了就得結婚生子”之外，鏡頭從陳悍東的結婚跳接到陳悍東的离婚，陳悍東与家庭之間關于藍宇之事的紛爭，几乎沒有得到任何表現。相反，影片中出現的一幕是陳悍東從監獄出來后，他、藍宇与其妹妹、妹夫像兩對小夫妻般其樂融融共進火鍋的場面，顯然他們這時已經明白并且相當接受陳悍東与藍宇的關系。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僅僅是由于藍宇在這次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真情”，因此他們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接受了他們的親人是位同性戀者的事實？
　　在同性戀与社會環境、權力的沖突方面，這部影片的表現力更是遠不如另外一部同樣涉及到同性戀題材的影片《東宮西宮》。《東宮西宮》一開始就是一幕警察在公園里“抓人”的場景，那些在手電筒的強光照耀下四處逃串的同性戀者，真實地展露出同性戀群體在這個社會中的處境。“你丫的就是賤”，這句由小警察嘴里反复出現的台詞，說明了這個社會對于同性戀的定位：“犯賤”。由于對同性戀是否屬于犯罪并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因此主流社會（在這部影片中它的代表是公園派出所与那些民警）既不能依据現有的法律條文將之繩之以“法”，又可以相當廣泛地以現成的道德成規將其指認為“有病”“吃飽了撐的”“犯賤”，運用手上的權力任意地扣留与侮辱他們，更甚者還有人利用同性戀者苟安怕事的心理以此進行敲詐勒索（聯防隊員在公廁里設局敲詐阿蘭的那一場），而由于整個同性戀群體在這個社會中無名化“賤民化”的極端模糊不清的地位，他們對于他們所受到的种种不公的待遇鮮少有反抗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東宮西宮》里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阿蘭作為一位被訊問者，將“交待”變成了表現、展示、与發聲的机會，他明白地宣諭：“你可以說我賤，但不能說我的愛賤”。在与小警察的角力中，他甚至誘發出小警察的同性戀情欲，動搖了小警察對自我身分的确認与自信，結尾小警察茫然地在公園里行走，他的自我認同經過了這一夜，至少是部分地被攪亂与顛覆。至此影片變得有趣起來，既然“賤不賤”只是一個人為的標准，那怎么能知道自己什么時候也會被划入“賤”的陣營呢？這部影片也由此跨越了同性戀“苦大仇深”的調調，直指權力的本性：它那不斷進行等級划分与區隔的游戲，正是由于權力的需要，“賤民”總是會被生產、被指派出來，它既可能是同性戀，也可能是別的什么，誰也不知道主體什么時候會被權力列入“賤”的范圍。相較之下，《藍宇》的思想力遠不如《東宮西宮》。影片几乎不曾触及到同性戀所面臨的种种有形無形的社會壓力，以及這种壓力跟一元化權力、道德与思維方式的勾聯。影片《藍宇》讓藍宇死于一次偶然的工傷事故，從而轉化為一出類似《愛情故事》永恒回憶的經典通俗愛情劇，這樣的安排顯然回避了他們——這一對同性戀情侶日后所要面對的社會輿論与壓力。


　　再仔細考察，陳悍東何以能在這种至少目前還只能是在暗柜中進行的同性戀生活方式中擁有較大的自由呢？譬如他可以和藍宇同居，而不至遭到聯防与居委會的盤察？——很簡單，但是很關鍵：他的錢与地位。他的錢讓他可以較容易地找到男人（且不論他后來和藍宇是否真的產生了感情，至少在開始，1000元的過夜費是他和藍宇認識的起點；也就是說，他与藍宇最初的關系并不是尋找同性戀愛人的關系，而是一位上層階級用錢占有一位年幼、來自農村、無力支付學費的貧窮大學生的身體的買賣關系）；他的錢足夠他購買高級別墅，營造他和藍宇的安樂窩；等等。影片中一個不為人所注意但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階級”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運作：同為同性戀者，這個群體照樣存在上下、富窮的階級區別。在陳悍東与藍宇的關系發展中，陳悍東始終占据著主控權，他們各自所扮演的性角色（主動/被動、“男”/“女”）与他們的階級角色是同构的。當然，這里頭所隱含的階級問題不是關錦鵬要表現的重心，關錦鵬的電影以拍感情戲見長，社會問題不是他所關心的，更何況他身為香港導演，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构造未必了然。如果說《藍宇》因為出于香港導演之手，這一問題對他沒有切膚之感，所以不加批判可以理解，《北京故事》——這部出于國人之手的网絡作品的寫作与接受情況所暴露出來的對于“階級”這個問題的盲視卻是值得深究的。小說中的敘述者“我”（陳悍東）洋洋得意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大學畢業后拿著一筆不小的貸款建了一 個自己的貿易公司，什么賺錢干什么，尤其那几年与東歐的生意做的特別火爆，五年后靠著老爸的關系，也仗著自己有點聰明才智，已有了個上億資產的公司，那年我二十七歲。”）（5），津津樂道“我”的享樂（打康樂球、開轎車、喝洋酒、玩女人，玩男人——小說中甚至出現了這樣赤裸裸的陳述：“這時我有种愉快的征服欲：擺平個娘們算什么，連爺們也不在話下。”）（6），就是這樣一位“英俊”“多金”的“紅色貴族”可以用1000元買下一位無力支付學費的東北窮學生（藍宇）的童貞，可以同時和別的男性或女性上床（僅僅因為他可以用錢買），就是這樣一位利用轉軌時机牟取暴利的新權貴，僅僅因為他后來所表現出來的對藍宇的“真情”，就可以忽略、遺忘他對于社會的巧取豪奪与剝削嗎？令人不安的是，在网上眾多討論《藍宇》或是《北京故事》的文章中，鮮有人提及陳悍東——這位轉軌時期的“太子党”是如何利用父輩的權力資源大肆尋租，積聚暴利而獲得他的財富与地位的，大家感動于陳悍東做為一名公子哥而煥發出的“真情”之余，卻几乎沒有人追問一下他的財富的道德合法性与正當性。如果說這几年有關下崗“女”工的大眾傳媒上的苦情劇是通過訴諸“偉大女儿与母親”的“性別”修辭掩蓋了下崗工人這一絕不僅僅是性別問題的階級問題（7），《藍宇》与《北京故事》同樣用同性戀真情這一性話語、感情話語遮蔽、修飾了社會急劇分化、嚴重不公的階級現象。陳悍東這一“成功人士”形象被受眾几乎沒有什么心理、道德阻礙的默認与接受，只能證明的是：這几年大眾傳媒所塑造的這一“新富人”代言人形象是如此地“成功”。這個王曉明稱之“半張臉”的形象（8）短短几年內成了公眾的偶像（在一些网站甚至出現了諸如“尋找陳悍東”的征友啟事：“如果你有足夠的事業基礎，有感情，我愿做你的藍宇。”之類。），以至于人們在這個形象的麻痺中忽視、忘卻了真實的經濟与意識形態運作。它在受眾心中的長驅直入，它所造就的公眾對于這一形象的不加分析与批判的欣賞，它所養成的公眾普遍的政治無意識，讓人不得不深思這一形象是如何建构与獲得它的“文化霸權”与意識形態合法性的。

网絡的出現對于某些弱勢群體的感情抒發、意見表達無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言論環境 ，《北京故事》与《藍宇》出現与流傳的背景是网絡所提供的發言園地与傳播空間。這一空間對于處于無名与壓抑狀態的同性戀群體來說，無疑是一處可貴的園地，提供了解放身份、挑戰性別、性、權力秩序与文化成規的机會。但是，有這個机會与把握這個机會之間卻有漫長的路要走，如果這個群體不能正視自身的真實處境，對自我身份与社會權力之間的勾聯互動有更清醒的認識，相反，只是利用网絡滿足于有限的情感宣泄与短暫的愛欲滿足，很難說這個空間的出現就确實能對保障同性戀權益、促進人類更大程度的自由与解放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正如我們在《北京故事》与《藍宇》里所看到的，即便是這樣一部似乎是違反社會主流規范的同性戀小說与電影，仍然不自覺地依附著這個社會的文化邏輯，布滿了時代所饋贈的意識形態幻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這里，同志不止是從港台流傳過來的對同性戀者的代稱，還是所有被壓抑、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政治聯盟，同性戀者的局部抗爭有必要同其他的諸如性別、階級的總體性的政治思考与實踐聯系在一起（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再次用一個總體化的宏大理論、敘事与政治來代替具體的、特定領域的微觀斗爭），這樣，才有可能獲得更大程度的自我認識与解放。
注釋：
1﹐截止到筆者寫這篇文章的2002年3月2日，它在“黃金書屋”网站上的點擊率（人气指數）已經高達3506118次，這還不包括在其他网站上被點擊的統計數字。
2﹐在“黃金書屋”這個中國規模最大的讀書网站由网民票選出來的“网友最佳原創排行榜”上，它排名第7位，名列《第一次親密接触》（第9位）与《悟空傳》（第10位）之上。
3﹐《北京故事》 HYPERLINK "";  ;。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請參見戴錦華在這方面的有關分析与論述：《在“苦澀柔情”的背后》，《讀書》2000年第9期。
8﹐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收于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