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亚洲流行生活的速度变得僵死冷漠的上班族人群。人与人的交流被压缩到最小，一排报纸，一排膝盖，一排帽子，个性泯灭。而仙女，如同她的名字听暗示的，成为这种场景中的不协调音。她赋予粘贴在车厢裹的各种扁平假象符号以真实意义和震撼力：她力图扶起在车上站不稳的人，倾听他们的无谓故事、怜悯他们的疯狂呓语，在满车的行尸走肉当中，仙女是唯一一个有知觉、有内在的主体。她的到来揭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性匮乏。她的越界意味深长，不仅证实了“社会主义好”神话的破灭，同时也目睹了“资本主义奸”神话在人文价值意义上的消亡。　
　　《地铁一号线》中寓言的核心不仅在於后革命主体向“他人历史”的越界，而且还在於后革命主体与后殖民的“贱民”(subaltern)的相遇。当“仙女”这个被社会主义压抑排斥的人性载体不得不穿越时空来到资本主义东亚、大陆的未来时，并没有在主流社会找到希望，却在一群由地铁清洁女工，妓女，流浪人，街头小摊贩，弱智者，穷学生构成的城市贱民中看到了自己的社群。在这里有不仅是汉城后殖民的资本的历史，而且有其“贱民的历史”。在仙女和汉城妓女“烂货”之间的关系有如《燕尾蝶》古栗蔻和阿基哈关系的非浪漫化：是一种彼此相认，却不能彼此相救的关系。同为女性，她们的相遇在一个更大更抽象的层面上展现着对女性的两种历史命运、两种交错的女性经历进行辨认和交换的机会。在经历了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的“烂货”的历史中，满满书写的是韩国女性们至今仍在抗争的儒家规范，是日踞时代与“新(时髦)女性”形象并行不悖的慰安妇命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妇女解放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以及妇女解放与资本化商品化处境的冲突。妓女、嗜毒不过是商品化到极端的表现之一。而在“仙女”的历史中则满满书写着一代又一代女性们的追求、她们一次又一次的解放，这“解放”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计划中的被限定、未完成，以及随着资本和商品而到来的对这未完成的解放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延边仙女和汉城妓女的相遇揭示出了彼此的过去和未来：后革命“仙女”的未完成的解放可能代表后殖民妓女“烂货”的历史性匮乏，而“烂货”的现在则既代表“仙女”在“前革命”时代可能的前世，也代表她在“后革命”时代可能的未来。所以不同的是，“烂货”已经是晚期资本主义和后殖民时代中的牺牲品，而仙女仍然足后革命时代的残余。俊革命的残余解读了“妓女”的理想，并因此拯救下她的梦和价值。妓女则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仙女”的历史和她从那一历史中擭得的独立、美丽和坚强。后革命流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九后殖民贱民的友人和精神家园，正如非资本主义的贱民阶层乃是后革命流民的情感同伴。　
　　如果越界和怀旧有什么更为深远的意义的话，那么也就体现在后革命主体与后殖民地贱民主体这种难得的向遇了。这里，后革命草民和后殖民的贱民的向遇不仅有看对两种历史的反讽，更有着对两种历史的了解和救度。她们在相遇的一瞬互相照亮了各自所代表的不同过去和不同的历史命运，也照亮了她们各自可能的术来，即在对方--另一个自我--的另一种历史中可能会遭受的经历。她们的相遇意味着不同历史经验的交换，意味看来自两种历史底层的、辩证性和变革性知识的凝聚。如果人类还有希望寻求另样的未来，那么这相遇的一瞬应该是未来的起点，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