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与“第六代”的文化策略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5-02-24
本文是关于近20年中国所重新标识,在第六代的作品中无论电影的观念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普通人的形象继续出现在他们的影片中外(当然即使这些普通人,也重在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还出现了我们在以前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形象,这些形象,多是社会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于是,一夜之间,“同志”隆重登场,“小姐”盛装表演,“民工兄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毒品贩子正在如鱼得水,而那些另类艺术家、“手工艺人”(小偷)、性无能者、被遗弃者……以毫不掩饰的面目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第六代导演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第一次通过视像艺术,将我们经验及视线之外人群的生存状态毫不修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在王超的《安阳婴儿》中,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了集中的展示:“应当说,这是一部作者电影,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扛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妓女、黑社会、婴儿、监狱等。这里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我只是想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存在……”[1](P165)在这些导演看来,“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唯一强调的。”[1](P25)正是这种边缘生活状态的真实展示,对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尽力争取,不仅形成了第六代艺术关注人生、正视现实的勇气与力量,特别是这种视阈一旦同极端纪实的风格相结合,便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从而使其作品在获得葱郁勃发的艺术生命力的同时,也宣布了中国视像艺术中新现实主义美学的崛起。
回忆/寻找
如果对两代导演及其作品进行主题学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第五代影片中一般侧重于回忆,而第六代影片则一般侧重于寻找。如对“我”爷爷阳刚之美的回忆(《红高粱》)、“我”的采风经历的回忆(《黄土地》),直到《老井》、《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一个都不能少》……小到失落的个人情感、走失的学龄儿童,大到逝去的民族精神、人生的终极真理,都可以构成回忆的对象。直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更是将“追忆逝水年华”的回忆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在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中也不乏寻找的主题,但是这种寻找的主题总是被强烈的怀旧色彩所笼罩甚或淹没,因此在其作品中,回忆不仅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底蕴,同时也成为了拉近艺术与现实距离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叙事策略
文化意蕴而言,“回忆”既是为了弥补现实缺憾的一种人生策略,同时也是由于个体心理衰老而有意无意逃避现实的一种自然信号,而寻找则是青少年积极向外探索、不断开拓进取的必然选择。
如果从形上的角度看,“寻找”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必由之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人类孜孜不倦的“寻找”,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寻找”不约而同地成为了若隐若现、反复纠缠、挥之不去的意象。寻找美好的童年,寻找失落的亲情,寻找遗失的物件,寻找生活的真实,寻找生命的真谛……所有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没有话语权,没有代言者,甚至没有相对清晰的文化形象,但他们不惧生活的诱惑与挑战,不忘对生存的状态展示,不停对生命的本质思考,因而可以在困境中创造奇迹,在绝望时成功突围,成就自己的风格与事业。
于是,“寻找”便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凸显了出来:“《苏州河》不是关于一个生命的双重生活式的寓言,而是一个寻找失落的爱情的现代人的精神漂流记。是马达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生命体验,而我的影片还是贯穿在寻找之中。”“我是上海人。我把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全部热爱、感触都融化在马达寻找牡丹的过程中,”[1](P257)“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而在娄烨的《苏州河》中,“寻找”则成为了贯穿始终的话题:美美在影片开头和结尾都在不断地问摄影师:如果我走了,你会找我吗?会像马达一样找我吗?会一直找到死吗?牡丹在投入苏州河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变成一条美人鱼回来找你!”而马达为了去寻找她,不断地穿过这个城市。在这部影片里,生活与艺术、情感与观念、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与分别,正是通过不断寻找的过程获得了新的表述。
目前学界对于第五代导演已经有了比较深入、基本定性的研究,而对于第六代导演,因为其正在发展过程中,即使出现分化,也还没有十分明晰的特征及运行轨迹。即使以上对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出生时代、成长背景、政治身份、文化底蕴及其作品的艺术定性、题材范围、叙事风格、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动态观察,尚有一些方面探讨得还不够深入,如“胶片/DV”、“专业/非专业”、“戏剧化/生活化”等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方面,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如“主流/非主流”、“正解/误读”等。所有这些比较,将会是极为有意义和富于建设性的。正是以上这些不同的文化策略,使得第五代与第六代的艺术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化与艺术史上两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2]顾峥.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A].吴文光.现场:(一)[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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