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57年戏剧界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戏曲改革是贯穿整个当代戏曲史的一条重要线索.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因而戏曲改革的历史使命也就不同.1949到1957年,戏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戏曲的推陈出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曲改革运动,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1952年10月至11月文化部主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进一步明确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大会的宗旨.这个时期的戏曲改革以"戏改"为中心,以"改人""改制"为手段.
"推陈出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戏曲内容上的出新.即发扬积淀于戏曲艺术中的宣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表彰传统美德和反映人类智慧等思想精华,并努力利用传统戏曲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思想."推陈出新"的另一个方面是戏曲形式上的变革.
针对旧时代遗留的弊端,大力开展清除野蛮、恐怖、猥亵、奴化、庸俗、侮辱自己民族的种种舞台形象、舞台陋习和表现方法的工作.经过这番净化,戏曲舞台呈现出健康、洁净、美丽的面貌.
根据对象的不同,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大体采用三种方法.即"打扫灰尘""去芜存菁"和"脱胎换骨"."打扫灰尘"是原剧基础较好,只是局部或个别细节有封建色彩、落后意识,只要把这些瑕疵除去,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的剧目.《贵妃醉酒》《秋江》《思凡》《挡马》等经过整理后,都成为长演不衰的佳作."去芜存菁"是整理传统剧目采用的主要办法.在中国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中,尘垢甚少,只需稍作修改便光芒四射的剧目并不多见,完全宣扬封建糟粕的也只在少数,大多数都是良莠杂陈,这就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分析、鉴别、扬弃,剔除糟粕,保存并发扬其中的精华.《杨门女将》《十五贯》《拉郎配》《搜书院》《芙奴传》等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创造出来的优秀剧目."脱胎换骨"则是对那些思想体系反动、充满封建色彩,但内容本身也反映一定的生活本质的剧目进行翻案式的重新构建,使之在思想上发生质的飞跃.《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狱卒平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
在我国的戏曲文化中,京剧作为全国性的剧种和成百上千的地方戏同时并存,如何对待京剧与各种地方戏发展的问题,曾是建国初期戏曲改革工作的一大议题."百花齐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正是这个方针,催生了戏曲的多样化发展.建国以来,不仅一大批长期被压抑、埋没而濒临灭绝的剧种,如昆曲、徽剧等古老剧种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有力的扶持,焕发了青春.许多新兴的剧种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评剧、越剧,如今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尤其是在旧社会备受摧残的少数民族戏剧,更获得了空前繁荣的阳光和土壤,像藏剧、壮剧、百剧、傣剧、侗剧等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剧种,在剧目创作和舞台艺术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完善和提高.
"三改"是对戏、对人、对制度的全面改革.显而易见",改戏"是目的,"改人""改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改戏"包括修改旧有剧目的文学形象和舞台形象.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成千上万戏曲艺人就业和亿万群众娱乐的这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在新编剧目未能大量产生的情况下,戏曲改革的重点是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从中央到各地都有专门的整理剧目的机构,由编辑、戏改工作者和戏曲艺人结合,共同研究整理,抛弃有毒素的坏戏,对有价值的剧本,则剔除其有害的成分.当时大量的工作是曲词的修改."改人",是对戏曲艺人的教育改造.各级文教机关陆续举办各种讲习会、进修班,对广大艺人进行培训,这些被旧社会视为"戏子"的被侮辱者,焕发了作为国家主人翁和人民艺术家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改制"方面,旧戏班社中的徒弟制、养女制等,以及旧剧场中的陈规陋习,被陆续予以废除,并建立起"共和班""姊妹班"乃至国营剧团等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新型的剧场秩序.通过"三改",我国的戏剧事业焕然一新,一大批陈旧腐朽的剧作得以改编和完善,进而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戏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心理状态也发生巨大变化,由卑微低下转为昂首挺胸,对戏剧事业充满自豪感,潜心于创作与演艺事业.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话剧事业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作为一个舶来品,话剧由于打破了传统戏曲写意观念和随意赋形的舞美体制,反映生活的现实性、迅捷性和尖锐性,更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独幕剧与多幕剧通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展现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与自豪,其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更是充满了时代的新气息.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品,诸如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方珍珠》,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验》等等,雨后春笋般出现.《茶馆》就是其中的代表,老舍通过描写戊戌政变后的清末社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统治的民国和抗日后的国统区这三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下的芸芸众生,展现了特定年代的荒诞和怪异,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为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歌剧在此时期曾经历了一个繁荣期.它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于话剧形式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另一种是倾向于西洋歌剧的《草原之歌》.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情况下,歌剧还是以其全新的内容、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音乐和全新的演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戏剧品种.《血泪仇》《长征》《江姐》等优秀歌剧的粉墨登场将我国歌剧事业推向了历史的高潮.
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思辨与研究
建国初年在"推陈出新"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通过五十年代的全国性巡演,大量剧目和剧种得以在群众中间推广开来,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首选,丰富了人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众多经过悉心改编的优秀剧目成为舞台经典,很多剧目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舞台之上.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政治功利性和对异质文化的过度整肃,戏曲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禁戏"就对戏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一些诸如《四郎探母》《目连救母》《济公活佛》等具有较高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优秀剧目不得不停演."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姻缘白蛇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戏剧数量的匮乏.一些经过戏剧工作者精心打磨的优秀作品被所谓的"教育性""思想性"打倒,以致埋没.能够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戏剧数量十分有限,翻来覆去的演绎使得观众的热情迅速下降,戏剧创作者和表演者的积极性被大大挫伤.因而"禁戏"无论对当时的戏曲工作者还是普通老百姓而言,都是一次不小的创伤.
在五十年代初中央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时期内,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政策的两个侧重点,即"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从文辞本身来看,"推陈出新"意味着对传统剧目加以改编,政府通过政治手段来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观念."百花齐放"则更上一个台阶,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开放、民主的艺术观念,即国家允许不同思想观念、流派风格,不同类型的艺术样式的存在与竞争,以达到艺术领域的繁花似锦.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在"推陈出新"方面的确取得不小成就,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几乎从未出现.国家既然提出这个方针政策,而且举国上下不遗余力地为贯彻实施这一方针而建言献策,那么举众人之力、倾四海之财的结果应当是戏剧领域的空前繁荣与自由,但我们查阅相关资料便可发现,现实的"百花齐放"与我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这不得不令我们产生疑惑与不解.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在这一时期,"百花齐放"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仅仅是剧种方面,而非剧目.如上文中提到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古老剧种、少数民族剧种及被排斥的剧种在"百花齐放"政策的滋润下,焕发了勃勃生机.这确实是"百花齐放"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关系戏剧剧目、表演方式等与观众心灵和情感关系更为密切的内容层面的,"百花齐放"更应关注与重视的这一方面却并未真正实现.戏剧工作者对此感触颇深.富有戏剧冲突和艺术张力的剧作往往因为政治问题而被打回,而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作品因为缺乏戏剧性和观赏性遭遇观众的冷遇.全国各地上演的剧目寥寥可数.创作者无法发挥自己的真正才能,将优秀的戏剧作品呈现在舞台上,观众对屈指可数的戏剧作品也出现审美疲劳,"百花齐放"政策无法真正实现也就成为可能.
建国初期特殊的政治背景,要求全民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这是造成"百花齐放"难以真正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改戏""改人""改制"为内容的"戏改"工作本身就对"百花齐放"造成了极大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方面.一些传统道德观念诸如忠孝节义等受到批判,且阶级立场鲜明,一些反映传统美德的剧目由此被掩埋.二是形式方面,一些涉及西方戏剧表演风格和演出原则的制度被拒之门外,诸如连台本戏、机关布景等都被认为过于商业化的现象.由此可见,"戏改"的标准之严格,这样也就不难理解"百花齐放"的寸步难行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戏剧行业普遍陷入相当困难的状况.浙江金华专署文化局在1955年的戏剧工作总结中坦承:"今年以来极少数剧团外,一般剧团都因艺术生产极慢,新戏好戏少,演出的质量提高不快,满足不了群众因政治水平和欣赏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新要求,因而上座率锐减,旺季亦成淡季,已成为一个当前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中央政府也意识到"戏改"的负面作用,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纠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那些随意乱改传统剧目的急功近利之作,以"反历史主义"名义的批评.二是中央在寻找手段制约地方政府对戏剧的种种限制.其实,在基层"百花齐放"方针难以贯彻执行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地方人员的思想,艺术水平不高,难以改编出符合"戏改"的作品,这就使他们投机取巧,将一些已经被评为典范的剧目移植过来.其次,贯彻实施"百花齐放"方针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宁愿选择明哲保身,也不希望因此而受到牵连.因此",百花齐放"的局面未能真正实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