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比如刺绣佛像，其文献史料就大多来自诗文，仅只《全唐文》，就有几十篇。当然，由于它们大多仅只笼统赞美，虽展现了绣造的兴盛，但未做具体描述，因而没有进入《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的史料简编。不过，收入的5则十分重要，或者反映了绣像之风由皇家引领，或者记录了刺绣者的姓氏、姓名，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绝大多数能工巧匠的姓名早已湮灭无闻。之所以说到绣像，是因为它在刺绣史上有重大意义。有唐一代，佛教大盛。佛教讲究供养，于是，绣像就成了善男信女的功德大事(图4)。做功德须精细，越精细才越见诚心，绣像要竭力完美地表现法相的尊严，以至西天乐土的盛况，这就催生出刺绣的新针法。中国以前的针法大抵是辫绣，但只凭短针相接，色彩一定滞涩，形象一定呆板。大约在中唐，创造出平绣法(图5)。它以细密的绒线往复交接，既可使线条光润平滑，又能令色彩浓淡相宜，更适于大面积地表现形象。平绣法的出现引来了中国刺绣的革命性进步，以后的针分翰墨之长，线夺丹青之美，令中国刺绣名扬四海。而其基础的奠定却是在唐，起因就是绣像。

　　五、唯一文献史料

　　5.1唐代，烧造白瓷的窑场不少。但远在西南，居然也有白瓷窑，其产品的胎体、釉色、烧结程度被诗圣杜甫详细描述过。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全唐诗》卷226)。杜甫流寓四川多年，所言必有依据。不过，在大邑，还没有找到唐代的瓷窑遗址，而唐代文献中，谈到大邑白瓷的，也仅知这首杜诗。唐五代的长沙窑彩绘瓷(图6)虽畅销海内外，但文献绝少。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诗》卷468)中的“湘瓷泛轻花”，虽被认为是在说长沙窑器，但并未明言窑址，而“湘”地的瓷窑还有多处。这样，肯定谈到长沙窑的唐代文献仅存晚唐李群玉的一首五言律诗《石渚》了。

　　5.2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全唐诗》卷569)。之所以认定李诗歌咏的是长沙窑，因为考古学已经证实，长沙窑遗址沿湘江分布，自望城区的铜官镇至石渚湖，绵延十里，如今讨论长沙窑的专家也常常以石渚的发现为依据。应当说明的是，李群玉这首幽默诙谐的诗歌，调侃了因烧造瓷器带来的生态危机，包含了破坏地貌、滥伐林木、污染空气、噪声扰民，或许是中国的第一首环保诗了。而其工艺美术研究意义在于，生动描述了当年长沙窑的大规模烧造。唐代的香囊在今日声名赫赫，不过，为人熟悉的仅是银制品，但是在唐代，最著名的一只香囊却是丝绸制品。它是杨贵妃自缢时佩带的那只，被载入《旧唐书•杨贵妃传》。

　　5.3或许因为当代学人对金属香囊闻见太多，故杨妃香囊也被误判为金属制品。可惜，唐人的说法不同。已知关于它的最早文献是张祜的一首七绝，赋诗之时，去杨妃自缢尚不足百年。诗称：“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难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太真香囊子》，《全唐诗》卷511)。诗中的“蹙金”，已经说清质地。蹙金是装饰丝绸的一种刺绣做法，即把捻金线盘钉在绣地上以为花纹。晚唐的蹙金绣已经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图7)，而在当年的文献里，“蹙金”也屡见不鲜，仍无一不是在说刺绣。如杜甫的名篇《丽人行》便有句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全唐诗》卷25)。有心人都会同意，不能把艺术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因此，对于那些已无实物对证的艺术现象，现存唯一的文献史料就显得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