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纪录片作为真实可信的代名词，一直以来受到观众的信任与喜爱。《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故宫文物修复纪录片的形态出现，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体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工匠精神”，为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传承文化价值，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以下是YJBYS的为大家找到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探析。希望能帮助大家!
摘要：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播出后，并未收获轰动性效应，却在网络等新媒体中快速传播并成为话题的焦点，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创作内容、创作手法、传播途径等方面分析其成功之处，以期为今后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
《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播出后，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但在随后的网络传播中却收到了一致好评。豆瓣纪录片评分中《我在故宫修文物》得分高达9.4分，超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9.3分和第二季的8.4分，在国内知名的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网站的点击总量超过78万次，在视频网站爱奇艺的总播放量超过332万次，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话题热度持续不减。《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展示传统文化和修复技艺为依托，以高雅选题和平实视角为出发点，为受众送上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故宫之旅。
创作内容：传统文化与修复技艺的传承传播
纪录片作为真实可信的代名词，一直以来受到观众的信任与喜爱。《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故宫文物修复纪录片的形态出现，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体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工匠精神”，为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传承文化价值，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一、高超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纪录片以故宫珍稀文物作为切入点，讲述了故宫文物修复与修复师的故事。故宫修复师们高超修复技艺使受众印象深刻，他们有些人是进入故宫工作30多年的老师父，将自己师父的高超的修复技艺传承下来;有的是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相关专业的80后们，运用自己学习的现代技术与师父们的传统技艺相结合。这两类人结成传统的师徒关系，如片中的师徒王津与亓元昊、王有亮与高飞等,他们将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和发展开来。
在第一集中，陶瓷组的王五胜修复残损严重的三彩马时，充分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恰当地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充分发挥想象力，还原了三彩马的风貌。在修复的过程中，因为马尾巴的造型不能确定，王五胜参考了同时期其他三彩马的造型，在不进行创造性修复的基础上做到修旧如旧。第二集织绣类的修复中，修复师陈杨为了修复“出门见喜春条”，使用了繁琐耗时的缂丝工艺。缂丝工艺是一项古老的织绣工艺，古代的龙袍就运用了这种工艺。因为费时费工夫，现代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和使用，职业的责任感推动着陈杨去传承和发展这门技艺。
在纪录片中，传统的修复技艺也与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紧密结合，为文物修复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如第三集中名画集中扫描，利用技术手段留下图片，建立现代档案管理制度，便于文物的展出和复制。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等也运用在了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中。利用现代仪器，不仅能够帮助修复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往往有新的发现。例如书画的色彩修补中，通过仪器扫描发现植物颜料和矿物质颜料的不同，甚至可以发现前一个修复者冒着被皇帝砍头的危险，不认真修补颜色而投机取巧的补绢，不可谓是一种古今对话。
二、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思考。纪录片处处彰显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文物修复师们的精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安于清贫、乐于工作的人生态度，深深地触动了受众的心灵。除了展示对文物的修复工序与技术，文物的特殊价值也被展示出来，使更多的人了解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国文化。
木器组修复师屈峰在修复文物的同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
屈峰在轻描淡写间向大家表达了文物修复的意义和中国文化的博大。他用“格物”来表现文物修复的过程，既是以自身来观物，又是以物来观自己，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与文物交流，感悟文物，传播文化。他将做事比喻成做人，用人的品格来要求做事。他不仅对文物修复充满了情感，更展现着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品格修养，用自己的技艺和情操使文物发光发热，赋予文物新的生命。
创作手法：高雅选题与平实叙事的完美结合
讲述故宫故事的纪录片并不罕见，国内有央视拍摄制作的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故宫》、系列微纪录片《故宫100》，国外有美国国家地理拍摄制作的《透视紫禁城》、日本NHK制作的《故宫至宝》。从内容上看，几部纪录片都对故宫及文物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展示。从创作手法上看，制作理念与叙事角度多为大制作、大手笔，利用数字技术、扮演搬演等手段尝试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故宫。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也是在展示故宫的文物与文化，但是创作理念不同以往，叙事方式更接地气，将曲高和寡的故宫选题与朴实无华的创作手法相结合，带来一部接地气的纪录片。
一、与众不同的制作理念。故宫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宫殿型建筑，藏有180多万件珍贵文物，积淀了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价值，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因此，谈及故宫与文物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数制作理念偏向于表现故宫建筑的宏伟、文物的价值以及历史典故，运用远距离、全景式、多角度、立体化的拍摄方式，全面展示故宫及文物，凸显威严、壮美、立体的形象。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师作为故事主线，通过实实在在的人讲述故宫文物的修复，表达的重心不是故宫雄伟的建筑，而是一群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文物修复师，借他们之手赋予故宫文物新的生命，从细微之处感受另类故宫的文化气质。
二、朴实无华的叙事方式。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运用近距离纪实跟拍、现场同期声以及实景再现的方式展现了故宫文物修复师和文物的修复工作，叙事方式娓娓道来、平铺直叙，平实、客观地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片中陶瓷组修复师纪东歌在太和殿广场骑自行车，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骑着电动车到故宫外抽烟，众人在故宫院子里喂猫、打杏子、种花草。这些小片段穿插在文物修复的故事之中，给观众带来了纯净质朴的生活气息，与故宫本身的庄严肃穆、文物的厚重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为了展现漆器修复的技艺，纪录片不仅拍摄了修复师闵俊嵘精心调制生漆、修复古琴和漆器的过程，还跟随割漆工、修复师一起拍摄了深夜割生漆的全过程，使受众对文物修复工作的了解更加立体直观，增加了纪录片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有利于提高纪录片的表现力和叙事能力。
传播途径：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优势互补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后，并未像《故宫》《舌尖上的中国》一样收获轰动性效应，反而是在弹幕视频分享网站bilibili网站受到追捧。bilibili网站最大的特点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也就是弹幕功能。该网站是众多时尚青年的聚集地，是涉及动画、漫画、游戏、视频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分享社区。《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地在bilibili网站上获得广泛的认可和传播，随后，在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呈现出了爆发式的点击量，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获得广泛的推介，在良友纪录等专业纪录片网站获得一致好评。纪录片的传播获得井喷式的发展，随后带来了较高的关注度，央视于3月16日起在《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对该纪录片进行了重播。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联动，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优势互补，使纪录片的传播更具有影响力。
一、大众传播的广而告之。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有力媒介，虽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但还是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它可以通过自己的有利平台将信息内容传播给大众，成功地满足受众的共同兴趣。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开始就在央视这样的平台播出，一定程度上对纪录片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尽管没有收获轰动性的效应，但还是在那些对“修文物“感兴趣的人群中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有力的广泛传播，在总体上产生了极大地传播效应。
二、小众传播的聚合效应。如果说大众传播是把同一类型的传播内容传递给大众，那么，小众传播就是更加高效地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细分并传播给不同的受众。这里的小众传播指的是视频网站、微博等新媒体的差异化传播，它们将不同类型的信息发送给受众，通过受众的自主选择满足自身的需求。不同的受众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因对同一信息产生共同的兴趣形成聚合效应，使信息在这一群体中的获得充分的传播，进一步了扩大了信息的影响力。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传播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小众传播带来的聚合效应，纪录片在视频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使得一大批对“文物修复”感兴趣的人群对纪录片进行关注、讨论、转发，产生聚合效应。这些行为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纪录片的关注，使得更多的人群关注、观看并参与讨论，刺激了纪录片的大众传播，提高了纪录片的影响力。(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
注释：
武新宏：《纪录理念·创作手法·审美形态——〈故宫〉与〈台北故宫〉的关联与不同》，《中国电视》(纪录),2010(2)。
陈力丹，霍仟：《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