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大众文化研究转向的重要一员,费斯克在建构大众文化的进步性变革前首先清理与“激进”概念的关系,激进艺术是重要部分。费斯克把激进分为文本层面和社会层面,认为文本层面的两种激进——即与旧秩序断裂或延续——都不仅不能促成社会层面的激进,反而消解其生成的可能性,因而文本层面的激进不仅不是激进,还是保守。费斯克的理论建构就从这里开始。
关键词:大众文化 激进 变革 现实主义 先锋艺术
费斯克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人物,大众文化研究的受众研究转向在他那里达到高峰,他也被认为是文化民粹主义的中坚。章辉在《大众文化与社会革命:为菲斯克辩护》一文中首次正面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意义的建构与“社会革命”论题相联系,认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是关于文化的,还是关于社会革命的。论及“社会革命”,费斯克就首先需要厘清自己的建构道路与经典的激进革命的区别。本文尝试梳理费斯克在发展自己民粹主义的变革路径之前对与经典社会革命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运动方式——激进艺术的清算。
费斯克区分两个层面的激进,一种是文本层面的激进,一种是社会层面的激进。文本层面的激进在思想层面运动,社会层面的激进在政治实践的行动层面发挥作用。
在内容上,文本层面的激进是激进主义,即“以怀疑态度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由它产生并支持的社会制度”。激进主义有两种形式,使用《银幕》学派的概念,如果文本沿用作为现代性典型叙事方式的现实主义,在形式上不产生任何断裂,那么尽管它激烈反对现状的合理性,受众在现实主义产生的优势观看地位中仍然能看到矛盾的解决,因此本应被表达出来的社会矛盾被留在了文本之中,没有置换进大众的体验,进而产生激进的社会动力。其激进成分被消解。对费斯克而言,不是激进思维框架产生或促生了社会变革,而是相反,即激进思维框架不是社会变革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另一种激进主义是在文本的表达形式上诉诸全新方式,以示与旧有体制的断裂。这种文本层面的激进通常是先锋艺术,从形式上拒绝任何程度的妥协,与现实没有直接连接点:“激进的艺术则试图创造自身存在的条件,以便从现状中解脱出来。”但是先锋艺术无论多么激进的表达变革的愿望,或者在形式上多么坚决的断裂,它没有指出变革的具体可能方式。不仅如此,在先锋艺术的表达中,前卫个体对现存世界的失望与愤懑以及由此产生的急欲变革的压力都一并消散了。费斯克认为历史上鲜有可以证明激进艺术会产生政治或社会效果的实例。
费斯克认为,先锋艺术实际上是阶层诉求的表达。布尔迪厄认为,先锋艺术是中产阶级的,不为大众的兴趣所捕获;巴特也认为,激进艺术是中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不是、也不会是阶级斗争……先锋艺术是中产阶级诉求的表达,并非是变革社会的动力使然。它既然要表达中产阶级的诉求,那就要维护和支持中产阶级本身,进而不得不首先维护和支持产生中产阶级的现有体制。但是激进变革就是要改变生产和再生产中产阶级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因此“任何先锋艺术的政治效果必然局限于对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边缘性改变”,而绝不可能去挑战制度本身。所以“任何对抗或无视支配结构的那些激进的艺术形式”都无法真正导向激进。
费斯克写道:“把任何直接的政治效果归因于任何的表述系统,我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尽管他也承认激进革命与激进文本在社会政治角度存在对应关系,却不相信文本层面的激进可以导向社会层面的激进,反而认为文本层面的激进是社会层面的保守:激进革命在社会中生成,不是在文本层面运转,如果文本层面的激进要起作用,它必须要流转到社会层面。因此,在转置进社会层面之前,文本的激进都至少不是激进。文本激进的两种形式以不同的方式将保守包装为激进,一种被形式消解,一种被阶级性纳入体制,两者都没能最终进入社会层面,停留在文本层面。在费斯克看来,这个结果是因为文本的激进无法创造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它并没有与社会的物质性层面发生实际关联,无视想要改变的社会现实。费斯克的建构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正是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提供了大众文化进步性变革的持久动力。
费斯克只在一个方面承认文本激进的意义,“……其激进性的某些部分,可以逐渐渗透到并增进大众艺术的进步性。”随着先锋艺术的内容逐渐占据大众文化,它促进大众的觉醒。因此先锋艺术是大众文化进步性在内容上的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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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斯克. 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费斯克. 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约翰·多克. 吴松江、张天飞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