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筑模数化基于对人体科学比例的度量仿拟
人体仿生的建筑研究，除了对表象和机能的借鉴之外，还包括对最具和谐因子的人体美的“数”的探知和运用。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世间最完美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律，并集平衡、对称、优雅和力学于一体，堪称万物的尺度。而且各部位之间存在鲜明的模数关系，手足就是重要的模量标准，并由此推衍出基本的计量单位，如以手足为依据的十数、十进制，以及以足命名的英寸“Foot”。因此，维特鲁威郑重提出了将人体规律投影于建筑的观点，认为建筑的细部和整体均应服从于特定的模量，实现结构和视觉的静力平衡。他绘制了一个理想的人形图式，以精准的数据诠释人体各部位间的神奇定律，并建立了具有几何学特征的古典建筑型制，以立柱直径为模数单位的雅典帕提农神庙，就是这一体系的历史范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师们，更是深入探求建筑量度与人体的对应，丢勒研究并确立了26种人体比例关系，达·芬奇绘制了方圆契合的“维特鲁威人”，成为西方建筑设计的重要准则和方法。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则结合个人建筑实践和科学的图式分析，系统梳理了建筑与人体的数理关系，创建了“勒氏模数尺”，体现了基于古典主义人体类比思路的建筑理论成果。他的《模块化，人体比例的和谐度量可以通用于建筑和机械》，对现代建筑的标准化、工业化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模数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从原始人以手的虚空形态选择卵石开始，手就是最基本的模数单位了。《风俗通义》中“步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再跃则步”的论述又肯定了足的模数地位。《考工记》则将这一概念延伸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以“八尺”身高的人作为模数推定一切实用器物、建筑空间及构造的测量单位。总之人被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四、人体仿生式建筑的学科化与生态化发展
人体仿生的课题延续至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由表及里不断探索精进。仿生建筑作品有的含蓄高妙，有的直白粗陋。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抽象地模拟了人的听觉器官，寓意洗耳恭听上帝的福音；纽约环球航空公司航站楼，源于对人类头盖骨拼合结构的严谨剖析；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大厦、矶崎新的群马县美术馆等，也运用大量的拟人化要素；另有日本的人脸住宅、某人体内脏式博物馆等，虽难免奇异怪诞，但在一定层面可以窥见现代设计的勇于尝试，也见证了人体仿生这一亘古不变的建筑追求。 当下，建筑的人体仿生已从形态的表象层面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学科高度，形成了以人体工程学为基础的环境心理学、行为学、测量学、社会学等多支系共同发展的态势，各学科之间交汇、搭接、重叠，建立了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以建筑为核心的大的学科群，并以此作为建筑设计的科学依据。这意味着建筑的人体仿生迈向更宽泛、深入的领域，“仿生”一词的界定也突破了模仿的浅表寓意，向更广义的人本范畴拓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人体工程学着力于人在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分析，力图按照人的特性改善优化人工环境系统，通过优质的建筑设计实现人的最佳生活和工作状态。随着学科的成熟，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定量化，是遵循人的生理、心理、环境心理、人体测量而度定的科学数据。生理学研究人的感觉系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血液循环系统（受姿势尺度、材料性能、空气温湿度等影响）、运动系统和人体力学等；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规律，包括心理过程和心理个性；环境心理学研究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刺激与效应、信息传递与反馈、环境行为特征和规律等；人体测量学是研究人体特征、人体构造尺寸和功能尺度及其应用，以此构成建筑设计的参照基准。[4]而早在纪元前，建筑设计对人体的行为心理已开始审视，帕提农神庙就曾运用过各种手法矫正视觉和错觉；中世纪哥特建筑的“神的尺度”利用了建筑与人的悬殊造成心理压迫感；文艺复兴后建筑尺度的亲和，是对人本的回归和尊重；中国传统建筑更是渗透着浓重的社会意识观念，建筑位次与轴线都遵循着尽端意识，是基于行为心理的流程设置。因此，现代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在更高层面上，建筑仿生的终极目标则是对人类最佳生存环境的还原和改善，进而探求具有可持续性的建筑形式，并由此建立符合人类生态系统的“全环境”概念。1853年的巴黎，已经就此展开所谓的“城市环境仿生”实践，在城市改建规划中模拟人的生态系统，在巴黎东西郊分别建立森林公园，既象征人的两肺，又发挥着过滤空气的功能，塞纳河与绿化带则代表人的呼吸管道，呈放射状及环形交错的主次干道对应着人的血管系统。总之，巴黎城人体仿生规划的成功践行，召示着这一课题未来的生态趋向。
五、结语
纵观建筑仿生的历史，人体仿生历经了自我效仿的本能阶段、形态与功能的借鉴阶段、组织结构剖析的能动阶段，即从最初对自身形体的附会发展到回溯本我、寻求建筑对主体人的适应，这是一个由表及里、发掘本质的自我认同过程，其实质上是对人类与人工建筑关系的思考，直至升华为对宏观生存空间的探索与实践，完成质的飞跃，从而使建筑的人体仿生脱离于生物学本身的研究，更具生态学的持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