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悲剧艺术虽然也和西方悲剧一样充满了灾难和不幸，但是与西方悲剧主人公与命运抗争不同的是，中国悲剧的主人公大都在面临不幸时很软弱，不与命运做抗争，充斥着善与恶，忠与奸矛盾的纠结。究其中西悲剧不同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西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审美思维方式的不同，因而产生的差异。
西方人更遵循个体自由原则，而中国人在这种封闭的内陆环境中更强调整体性，对自由加以限制。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西方社会所确立的是民主制度，中国社会建立的是家庭国家的模式，以德礼孝为核心，强调贤者自制。因为西方悲剧更能体现人类强烈的生命欲求，由此升华的旺盛的实践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种原因，在悲剧方面中国在对悲剧主体性研究有所缺失。
中国悲剧一直被誉为大团圆式，胡适曾将这种追求完满结局的文学称为“说谎的文学”，抛却先天的国人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制度来看，造成这种大团圆结局的“悲剧”主要是缺乏真正的悲剧审美观念。王国维作为对近代传统悲剧进行抨击的第一人，在对《红楼梦》进行评述时，认为此书为“悲剧中的悲剧”，他认为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张颂南《中国现代文学纵横谈》，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9～15。）
人类的悲剧意识正是由于人从现实世界到达理想世界的漫长路途中所必然产生的哀怨、忧患以及进取精神。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人类悲剧意识不断生化发展的历史，那么研究悲剧也要从研究人性开始。人在历史中不断追求完善，感情和理智，理想和现实，生与死这三大矛盾是长期围绕人的心灵，由此而引发的悲剧冲突也是永恒与不可避免的。
三
西方悲剧艺术强调主人公在面临困境选择反抗，即使是在抗争中毁灭，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了人的生命意志，呈现出的是一种崇高的尊严和伟大。而传统中国悲剧主人公在面临不幸时却是选择张扬光辉的伦理。虽说历经中西文化碰撞，中国悲剧在现当代发展迅速，然而始终无法摆脱结局对现实的缺憾和化解，终极价值体现的是人生的慰藉。那么，悲剧之所以具有如此美感，体现在其呈现的极大的悲的审美价值上。朱光潜先生就曾提出过悲剧更多的是从观赏者的角度来看。
对此，做出最好说明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在柏拉图看来，悲剧是把别人的苦难和不幸拿到舞台上赢得别人的掌声。然而亚里士多德则对悲剧持肯定态度，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19页）具有净化的意义。亚氏认为悲剧是具有一定长度的模仿，其媒介是语言，不应该写好人由福转祸、坏人由祸转福或是穷凶极恶的人由福转祸，只有人的弱点或是人的过失所造成的困难才能写，纯粹的好人或者是坏人则不能写。而担当这些过失说主角的往往是上层贵族由于人为因素的过失或是弱者而遭殃。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曾对悲剧产生的净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在亚氏看来，因为我们和悲剧主人公是相类似的，所以当他们身处厄运时，我们害怕自己遭受和他们相似的遭遇，因此内心产生一种怜悯和恐惧，从而得到一种宣泄，内心达到平衡，得以净化。而这种痛感，被后来很多美学家认为是一种深层的快感，如朱光潜先生认为“净化”是指从医学角度上看，更多的是宣泄与治疗。尼采也曾提出过“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成为原是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71页），即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舒张，而这种感觉只有在遭受灾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快餐文化的兴起，因为中国文化先天重视伦理因素，虽然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现代悲剧与已经与古希腊等传统悲剧大不相同，从英雄人物或小人物日益转向与日常生活中平常人物，其场景与情节更贴近生活。观众日益关注的是一种直接的速成的悲喜哀乐，怜悯和恐惧以及崇高之感日益减少。当然，这种担心现代悲剧成为麻木的悲剧，或许有点悲观情绪。然而，纵观中西悲剧艺术的发展，西方悲剧所表现的对人生的痛苦和忧虑，极具深刻悲剧体验，而中国悲剧却更多的是在悲痛之余产生对未来的希望，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悲剧的发展更多的是在吸收西方悲剧的精华，多角度的对悲剧进行创作与分析，立足于本民族，兼收并蓄，方能为中国悲剧艺术注入更多光彩。
参考书目：
1.【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2.张颂南《中国现代文学纵横谈》，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
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
4.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朱立元 袁晓林《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现代解读》天津社会科学 2008年第二期
6.王晓初《中西悲剧艺术之比较与中国悲剧艺术的发展》重庆大学学报 2000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