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蒋公的面子》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为纪念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所创制的一个舞台剧,2012年5月在南京大学大礼堂首演,反响强烈,2013年开启全国巡演,目前已演出一百多场。本文着重分析《蒋公的面子》的喜剧性,从语言、人物性格、舞台结构这几个方面阐释它本身所含有的喜剧性,然后进一步阐释观众的心理动机和时代原因,从喜剧性的角度阐明它在当代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 《蒋公的面子》;喜剧性;现代;启蒙
不管从剧本创作者的初衷还是剧场的实际效果来看,《蒋公的面子》都被界定为是一个喜剧,但是看完它之后观众们真的感到快乐吗?或许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用喜剧的手法来表现悲伤的事情,用俏皮和有趣的语言来描绘当代社会最严肃的问题,这是很多剧作家的手法,例如萧伯纳、贝克特、威廉斯、萨特,等等。只是他们剧本中表现的崇高精神与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相比都相去甚远,虽然《推销员之死》中汤玛斯·莫尔爵士有宁死不放弃正直的行为,但和莎士比亚时代的慷慨悲歌相比肯定是逊色不少。
为什么在上演《蒋公的面子》的剧场中时时爆发出笑声?当然,这和此剧的喜剧性相关。其喜剧性概括起来大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的喜剧性。语言的喜剧性又分为三个方面:1.语言的机智。例如夏小山惊讶卞从周逃难还带着麻将,卞从周说“我女儿还带着洋娃娃呢,逃难我没有经验”。夏小山说“这种经验还是少点好”。2.语言的荒诞。比如在剧中刚开始的茶馆那一场时任道说“天真够冷的”,然后夏小山说“比昨天还冷”,接着时任道又说“是啊,越来越冷”。此剧尾声的时候,老年时任道说“真热”,老年卞从周说“比昨天还热”,接着老年时任道又说“越来越热”。3.语言的批判。例如剧中卞从周那一段对楼之初的评价:“他是皮相上的‘自由主义者’,骨子里的‘集权主义者’……‘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聪明得很。”其次是人物性格的喜剧性。很多观众对那个书楼被炸、去渡口吃两碗牛肉面便气定神闲的夏小山充满了喜爱,他是轻松和愉快的,不会由于写了一封绝交书而和人绝交,因为还可以写一封复交书嘛。这契合了现代人的心境,在庄严而神圣的东西面前,观众们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云淡风轻的潇洒姿势。再次是舞台结构的现代性。“文革”和1943年这两个独立的时空是有交集的。刚开始时,左边舞台上“文革”中的老年时任道指着1943年茶馆里的夏小山对老年夏小山说:“这是你”。老年夏小山说:“我”。然后又指着舞台右侧刚上场的时任道对老年时任道说:“这是你”。到后面1943年区域的扔麻将之后,左边“文革”部分还有捡起一枚麻将的勾连。
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蒋公的面子》归入喜剧的范畴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喜剧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心理动机和时代原因。在心理动机方面,这种笑声是混杂的。这种笑可以是对这个舞台剧本身的认同,因为笑往往显示着一种友好和肯定。这种肯定的对象可以是编剧的才华,也可以是具体的台词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比如当卞从周说“中国的腐败已经世界闻名了”的时候,台下有笑声和掌声。这些都是对这个剧的肯定;笑的另外一层心理动机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完全知道剧中的人物在讲什么。这类似于听外语的讲座,当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法语或德语或日语的教授在讲台上讲着某些并不是很好笑的笑话时,为了显示自己对他所使用的语言的了解,有人会非常配合地哈哈大笑;还有一层心理动机则是观众为了寻求一种集体归属感。假设一个外国教授说着英语笑话,虽然你不懂英语,但是当周围的听众都哈哈大笑的时候,你为了掩盖自己的孤立感以及因之带来的窘迫感而寻求一种集体归属感,也会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观众们的笑往往是一群人的笑,不会是一个人的笑,所谓笑带有它的集体性和传播性,就像空谷里的回声一样,笑声不断扩大它的范围,所以剧场的上座率越高,观众们则笑得越开心。柏格森就说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和实际上或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们心照不宣的东西,甚至可说是同谋的关系。”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出发,如果观众把《蒋公的面子》当成一种否定性的喜剧,因从三个教授身上看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发笑,这种笑本身就是可笑的,试问如果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把去不去赴宴给不给蒋公的面子看成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它还是一个问题吗?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来区分悲剧和喜剧,即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而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的话,显然,《蒋公的面子》是不能够被称为喜剧的。卢梭在《论戏剧》中也没有对喜剧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既然喜剧的娱乐作用是建立在人心的缺陷上,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喜剧愈成功和愈能引人入胜,它对道德风尚就愈起破坏的作用。”他们都忽略了还有另外一种肯定性的健康的喜剧的存在。这种喜剧不纠缠于生活中一些无聊的细节,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的力量,比如《蒋公的面子》中所含有的启蒙的精神与批判的向度。这种喜剧性在弗洛伊德的《笑话与潜意识的关系》中得到了阐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笑话所针对的是某种现状或者僵化的体制或者严格的道德,它是带有敌意的,会让人产生愤世嫉俗的情绪。不管是董健先生在《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中对钱学森之问的重提,还是傅谨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的“《蒋公的面子》继承了‘五四’以来启蒙戏剧的脉络……给当代戏剧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都肯定了此剧的这个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