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艺术观念　对象世界　玄言诗

　　论文摘要：魏晋时代老庄玄学深入影响并支配诗歌创作，玄言诗是关健的一环。它不仅开碎了自然山水成为文学审美对象的道路，为山水诗兴起莫定了基础，也铸成了后世面对自然道家一脉的艺术观念。

  　魏晋南北朝是继汉开唐的重要时期，承续诗骚传统，在古拙浑厚的汉诗与高峰仰止的唐音之间，中国诗歌还需补上一课，即形态的完美和审美品格的自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玄言诗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以“史”的眼光考察，也许会收获新的发现。

　　玄言诗在东晋诗坛可谓彬彬大盛。士子文人以清淡老庄玄理人诗，将对宇宙人生的观感寄托于繁琐抽象的哲学探讨，正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诗人的创作已完全从“言志”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不再以“兴观群怨”为艺术创作唯一旨归，而以一种超功利的心态自觉按照美的规律建构诗歌艺术世界，获得自我心灵的解脱和愉悦。试举二首: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败震惊，得必充话。(孙绰《答许询》)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苟简为我养，迫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鲁盛沉情去，彩彩冲怀鲜。枷橱观物象，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荃。(支遁《味怀诗》)  由此二诗可见，面对世界万物，作者是怀着一种探求内蕴哲理的意愿介入其中。人与外物经由“道”而获致沟通神交的途径，即谢安所谓“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疡”，这种探求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色彩，人与对象间不存在西方那种紧张对立的状态，而是始终自然融洽，相与为一。人可以全身心拥入自然，成为其有机的组成，自然也可进人人的心胸怀抱，成就物我合一的境界，和谐圆融的人文意识在主观客观化与客观主观化的互动中消解物我二分的距离，达致人天圆融之境。这种对于自然的内在体验深刻规约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格，其萌芽在先秦老庄处已见端倪，经由魏晋玄学而进一步发展。玄言诗对于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这种物我合一的艺术表现在诗坛古已有之。《诗经》中无论春种秋藏，四时变化还是桃夭灼灼，兼蔑苍苍，均透露出先民与自然那种和谐共生的情状。但区别在于，周代先民“自我”意识尚未发达，上至王侯下及奴隶无不视自然为神抵而虔诚膜拜。先民在人格化的自然神面前臣服，而保持二者交流的基本手段则是一套复杂的宗教与巫术色彩极浓的敬天祭神仪式，人通过对自然的依附想象性地消解与自然的距离而达致沟通与和谐。历经春秋战国人文思想的觉醒与成长，“人”的本体意识业已凸显，自我的发现与自觉使人日益脱离自然神力束缚:道家物我合一从浪大化自是一端，孔子虽敬天礼神却主要关注现世人生，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民本思想也在历史政治领域肯定了人的本体意识。人既经独立，作为“人学”的文学疏离于历史、哲学而独立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乃沿续前代的结果，文学脱离先秦史文哲合一而日益明晰与自觉。要之，魏晋老庄玄学物我合一的追求带有自觉的意味，是个体独立之后向自然的重新回归，先秦则为素朴的混沌中先民与自然自发的亲切，这种复归很大程度上是道家思想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经历个体独立的中国人并未有无根的漂泊与惶惑一，个体面对对象世界感到的是欢欣喜悦而非无根的恐惧，这和近代西方宗教失落后的情形很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思想对于诗歌的影响，也在魏晋有了一个变化。先秦文史哲不分的情况下，老庄的哲学论著也同时被视为文学文本，经由文学独立。当玄言诗人试图以文学形式负载哲学命题，却发现了困难:要将抽象思辨的哲学与抒写情志的文学再度结合似乎不再可能，要么拒绝哲理进入而保持诗歌艺术的纯粹性，要么牵就哲学思辩而损害作为文学样式的艺术特质，玄言诗人选择了后一条路。就艺术创制而言，他们无疑是失败的，却在诗歌史上开辟了哲理与情思结合的艺术表现的途径与可能。在付出了作为先行者的探索代价后，哲学(主要是老庄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是在陶潜开创的田园世界中才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玄言诗人的草路蓝缕之功是不应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