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进一步追问，玄言诗人对诗歌审美品格确立有何影响，玄言诗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就要再作一番分析考究了。

    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在具体作家作品，而是文人的人生修为和文学的美学品格。在由先秦“诗言志”一统天下到后世道家一脉的影响深远，玄言诗是不可忽略的一环，其贡献不在文学修辞上的功夫，而在追求“神韵”的艺术观念。

    玄言诗人面对万物穷思竭虑，力图找寻一个“至理”并在诗歌中予以表达。由此，诗人开始将目光转向自然，在排除俗世纷扰的静思冥想与清淡玄理中求证自然之道。这是区别于逻辑推理的禅宗式的“顿悟”的体验方式。在与对象的神交中体悟个中义理，则必然使事物外部形态的描摹退居其次，哲理神韵的追寻成为表现重点，由此衍发出一套重“神”轻“形”的艺术观念，为文作画以抓住事物内在神韵为旨归，玄言诗人当然达不到哲理与艺术高度统一，那需要极大的艺术匠心和时间的积累。但此种艺术观念却藉此形成并不断加强，道家对于文学自觉的渗透应该说是始于玄言诗的，此后便深刻规约了包括文学、绘画在内的一切艺术领域，理论上的认识与总结已初步形成(如神韵、境界、风骨等概念)。能得神者方称“家”，只摹形者止于“匠”，其影响可谓深远。

    玄言诗的另一贡献，便是对于山水诗形成所发生的影响。一般人多注意晋宋之际山水诗代替玄言诗的转变，强调山水诗拓展诗歌对象世界的作用。但山水景物成为独立的审美和艺术表现对象却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玄言诗便是其中最接近山水诗的一环。

    就表现对象而论，如前所述，玄言诗人的创作是以排除世事纷扰为前提，这样，诗人往往由熙熙攘攘的人世走向空灵自在的自然。其中既有乱世自保的考虑，也是文人真正将自然作为观察欣赏的对象的开始。当然，玄言诗不为描摹自然，而是将其设定为老庄哲理的载体，个体通过春华秋实四季交替的生生自然体会道家自在与自由，山水既给予诗人静定和欣喜，也给予他们发现和感悟。山水诗正是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审美的眼光观察自然，不再追求透过自然而体悟背后深藏的哲理，而是直接陶醉于自然本身，钟情流连于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使之成为独立存在的审美对象。早期山水诗往往在结尾带上几句哲理感啃，也显示出玄言到山水的转变痕迹。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云: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情忘。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琪色，云霞收夕。艾荷迭映蔚，蒲稗相固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僵东。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归霏扉推。

   可见，山水入诗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历史积淀和艺术发展的结果，其与玄言诗的先后紧随不仅是历时的次序排列，更是内在的艺术传承与发展。从深一层看，玄言诗以老庄义理为创作旨归的路向对山水诗产生了更为深刻而潜在的影响。刘舞说“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若以描写对象变化而言固是确论，就其内在艺术观念传承来说，则当作别解:老庄哲理在山水诗中不再以直接的描写对象面貌出现，而是深化为诗人的文化心理，制约其观察、感受事物的内在审美尺度和艺术表达。中国诗人面对山水风光，其价值衡量与审美品格多是传承道家一脉，主张人与自然互相交通，相与为一，对此前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

    玄言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东晋诗坛蔚为大观。玄言诗自身质胜于辞的缺陷及其艺术上的不成熟不完善却是无可讳言的。因之山水入诗，玄言即告消退，此后再未复现于诗坛。笔者以为，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评价和将之作为文学现象置于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历程加以考察，是可以也应该区别开来的。作为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自有其作用和价值。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变化，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文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决非一成不变，它也需要在稳定中求新求变，这是文学史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其走向成熟与完善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