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电影艺术神话与梦幻(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5-02-24
片；而《辛德勒名单》基本上用黑白片，除了一个神秘的穿红色外衣的姑娘。影片开首部分和结尾部分用的是彩色。在开首部分，犹太安息日蜡烛在宁静、安详和肃穆的气氛中点燃，而结尾时，彩色镜头呈现真实的人物在耶路撒冷辛德勒的墓前献花，跨越时空将影片与50年后的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影片中的黑白效果主要是为了一种历史距离感，它使用了二战期间的黑白记录片，将影片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融合在一起。同时，斯皮伯格在电影中竭力回避使用过于表现纳粹残暴的镜头，使观众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绝妙的感觉。虽然《J.F.肯尼迪》、《马尔科姆•X》和《辛德勒名单》都植根于历史，都希冀给今天的观众以历史的回忆，但它们的文化力量毕竟也是有限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文化的社会中，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弥合文化的断裂。
斯坦利•克雷默是好莱坞过渡时期的一位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份子。在《叛逆者》（1958）中，他描写从南方监狱潜逃的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故事。两人被镣铐锁在一起，他们必须在处理一切问题时互相妥协，互相关照，互相顺应。克雷默通过这部影片表述了他对种族关系的看法。不同种族承受着相同的命运，他们必须互相妥协，以求得融合与安详。克雷默从《勇敢者之家》（1949）到《猜一猜谁来吃饭？》（1967）一直在宣传他的关于种族宽容的主张。在影片《在海滩》（1959）中，他描述了人类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死于原子弹残留物的故事。他讨论的是普遍的人类的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动。克雷默和他的朋友们摄制诉说社会问题的影片的动机就是想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情。威廉•怀勒摄制的《黄金时代》（1946）描绘了从战场回国的老兵适应市民生活的种种艰难。他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这种挑战的。可是这种诉说社会问题的动机在伊莱亚•卡赞的描述郊区反犹主义的《君子协定》（1947）和描述黑人姑娘竭力想成为白种人的《粉红色》（1949）中却不甚明显，主题似乎被情节与人物描写所掩盖了。卡赞原来是一名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份子，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他摄制社会问题影片，想既不使观众感到反感又不会使他丧失好莱坞的工作。于是他和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社会诉求”修正为“人性诉求”，却仍然保留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欲望号街车》（1951）、《万岁，萨帕塔！》（1952）、《在水边》（1954）、《伊甸园东》（1955）、《众人中的脸》（1957）。在这些影片中，马龙•白兰度、维维恩•利、詹姆斯•迪安、乔•范•弗利特、罗德•斯泰格尔和安迪•格里菲思都作了出色的表演。卡赞50年代拍摄的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特别是《伊甸园东》，由于运用了纽约派的演出风格，由于剧本超众，演员阵营强大，比他在40年代拍摄的社会问题片要好得多。
在这一代人中还有几位电影制作人运用纽约派的演出风格，一改好莱坞传统的陈腔烂调。他们使用纽约的实景拍摄，并邀请纽约演员拍摄，如《马蒂》（1955）、《12个愤怒的男人》（1957）、《从桥上看到的风景》（1962）、《当铺老板》（1965）。纽约派的影片不仅得力于其导演西德尼•卢默特深遂的眼力和藏而不露的风格，而且还得力于电视片随意性风格的影响，得力于实景、实光拍摄。大部分这些影片的摄影师是鲍里斯•考夫曼，他的随意的摄影风格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50年代初期，纽约崛起为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它的新的地位和它的风格对观众的感召，对好莱坞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当时好莱坞遇到了种种困难和不景气，这种挑战就更严峻了。纽约本身也有许多优势。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美国戏剧的中心。眼下，它又是电视片生产的中心。在纽约，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剧作家、作家、导演、演员和摄影师。50年代有才华的电影剧作家很多是电视出身，如帕迪•查耶夫斯基（《马蒂》、《光棍聚会》1957；《女神》1958；《子夜》1959），雷金纳德•罗斯（《12个愤怒的男人》），阿比•曼（《纽伦堡审判》），罗德•塞林（《模型》1956、《重量级拳手的安魂曲》1962；《五月中的7天》1964）。有些导演也是电视出身，如西德尼•卢默特和丹尼尔•曼（《回来，小谢巴》1952；《玫瑰纹身》1955），德尔伯特•曼（《马蒂》；《分开的餐桌》1958；《子夜》），阿瑟•潘恩（《左手的枪》1958；《制造奇迹的人》1962；《邦尼与克莱德》1967），萨姆•佩金帕（《在高原上驾驶》1962；《一群歹徒》1969），欧文•克什纳（《令人愉悦的颠狂》1966；《帝国回击》1980），约翰•弗兰肯海默（《满洲代表》1962；《五月中的7天》、《数秒之间》1966）。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归应了好莱坞传统的类型戏，但他们在创作之初确实献身于细腻地描述典型或非典型人物，描述他们作为人的社会性与心理。
约翰•休斯顿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有十分浓厚的幽默与讽谕趣味，对伟大的文学有深深的热爱。他的《马尔他猎鹰》（1941）和《柏油森林》（1950）将电影风格和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经典作品。在《红色的磨坊》（1953）中，他作了试验性尝试，虽然仍然饶有趣味，却丧失了风格的平衡。在《弗洛伊德》（1962）和《金色眼睛的沉思》（1967）中，他的试验却显得有点勉强与做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他改编的《马耳他猎鹰》和《珍贵的山木》（1948）保存了原作的精华，将文学和电影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鬣晰之夜》（1964）、《臃肿的城市》（1972）、《聪颖的血》（1979）和《在火山下》（1984）中他获得同样的成功。但电影评论家认为，他改编的《白鲸》（1956）和《圣经》却丧失了原著的光辉。
休斯顿是电影剧作家出身。他创作的电影结构严谨，细腻，他作品的主题往往表现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摧毁了一切最佳的计划。他的人物往往处于人性的边缘，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如《马尔他猎鹰》）；或者十分随和，随波逐流，随时准备修改他们的计划（如《非洲女皇》1951）。有的人物则虽然失败，却仍然执着地依恋他们的个人兴趣，不遗余力地执行他们既定的生活的计划（如《将要成为国王的人》1975；《聪颖的血》）；有的则不能胜任他们的事业而最终不得不放弃（如《柏油森林》、《普顿泽的荣誉》1985）。在《珍贵的山木》中，休斯顿描写了3个准备淘金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沉迷于淘金热之中，丧失了人性，整天奢谈理想，最终被毁，而其他两人却接受丧失黄金的现实，并没有失去生活中的道德信念。休斯顿的电影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黑鸟”，也就是那危险的、毫无价值的欲望、财富和权力的偶像。休斯顿的道德故事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讽谕性的，它们含着一丝苦笑，一丝狡猾，讲述人性的失败。
50年代最伟大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作品之一是詹姆斯•阿吉从杰维斯•格拉布的小说改编的《猎手之夜》，导演是查尔斯•劳顿。查尔斯•劳顿原来是一位演员，阿吉原来是一位电影剧作家，曾创作《非洲女皇》。这部影片拍得阴森恐怖，又充满抒情情调。它描写两个孩子，逃离一个追杀他们的人，最终遇到一位粗鲁、实干、充满爱意的女人。影片讴歌了永恒的爱，却不带有一星点儿多愁善感的痕迹。
从美国60年代初期在越南参战到1975年从越南撤军，越战成为美国社会抗议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考察这一段电影史，人们发现好莱坞主流电影一改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时的支持政府战争立场的姿态，令人惊讶地沉默。这可能是由于那些持反战态度的电影制作人不可能利用电影公司来制作反映他们
斯坦利•克雷默是好莱坞过渡时期的一位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份子。在《叛逆者》（1958）中，他描写从南方监狱潜逃的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故事。两人被镣铐锁在一起，他们必须在处理一切问题时互相妥协，互相关照，互相顺应。克雷默通过这部影片表述了他对种族关系的看法。不同种族承受着相同的命运，他们必须互相妥协，以求得融合与安详。克雷默从《勇敢者之家》（1949）到《猜一猜谁来吃饭？》（1967）一直在宣传他的关于种族宽容的主张。在影片《在海滩》（1959）中，他描述了人类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死于原子弹残留物的故事。他讨论的是普遍的人类的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动。克雷默和他的朋友们摄制诉说社会问题的影片的动机就是想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情。威廉•怀勒摄制的《黄金时代》（1946）描绘了从战场回国的老兵适应市民生活的种种艰难。他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这种挑战的。可是这种诉说社会问题的动机在伊莱亚•卡赞的描述郊区反犹主义的《君子协定》（1947）和描述黑人姑娘竭力想成为白种人的《粉红色》（1949）中却不甚明显，主题似乎被情节与人物描写所掩盖了。卡赞原来是一名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份子，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他摄制社会问题影片，想既不使观众感到反感又不会使他丧失好莱坞的工作。于是他和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社会诉求”修正为“人性诉求”，却仍然保留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欲望号街车》（1951）、《万岁，萨帕塔！》（1952）、《在水边》（1954）、《伊甸园东》（1955）、《众人中的脸》（1957）。在这些影片中，马龙•白兰度、维维恩•利、詹姆斯•迪安、乔•范•弗利特、罗德•斯泰格尔和安迪•格里菲思都作了出色的表演。卡赞50年代拍摄的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特别是《伊甸园东》，由于运用了纽约派的演出风格，由于剧本超众，演员阵营强大，比他在40年代拍摄的社会问题片要好得多。
在这一代人中还有几位电影制作人运用纽约派的演出风格，一改好莱坞传统的陈腔烂调。他们使用纽约的实景拍摄，并邀请纽约演员拍摄，如《马蒂》（1955）、《12个愤怒的男人》（1957）、《从桥上看到的风景》（1962）、《当铺老板》（1965）。纽约派的影片不仅得力于其导演西德尼•卢默特深遂的眼力和藏而不露的风格，而且还得力于电视片随意性风格的影响，得力于实景、实光拍摄。大部分这些影片的摄影师是鲍里斯•考夫曼，他的随意的摄影风格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50年代初期，纽约崛起为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它的新的地位和它的风格对观众的感召，对好莱坞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当时好莱坞遇到了种种困难和不景气，这种挑战就更严峻了。纽约本身也有许多优势。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美国戏剧的中心。眼下，它又是电视片生产的中心。在纽约，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剧作家、作家、导演、演员和摄影师。50年代有才华的电影剧作家很多是电视出身，如帕迪•查耶夫斯基（《马蒂》、《光棍聚会》1957；《女神》1958；《子夜》1959），雷金纳德•罗斯（《12个愤怒的男人》），阿比•曼（《纽伦堡审判》），罗德•塞林（《模型》1956、《重量级拳手的安魂曲》1962；《五月中的7天》1964）。有些导演也是电视出身，如西德尼•卢默特和丹尼尔•曼（《回来，小谢巴》1952；《玫瑰纹身》1955），德尔伯特•曼（《马蒂》；《分开的餐桌》1958；《子夜》），阿瑟•潘恩（《左手的枪》1958；《制造奇迹的人》1962；《邦尼与克莱德》1967），萨姆•佩金帕（《在高原上驾驶》1962；《一群歹徒》1969），欧文•克什纳（《令人愉悦的颠狂》1966；《帝国回击》1980），约翰•弗兰肯海默（《满洲代表》1962；《五月中的7天》、《数秒之间》1966）。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归应了好莱坞传统的类型戏，但他们在创作之初确实献身于细腻地描述典型或非典型人物，描述他们作为人的社会性与心理。
约翰•休斯顿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有十分浓厚的幽默与讽谕趣味，对伟大的文学有深深的热爱。他的《马尔他猎鹰》（1941）和《柏油森林》（1950）将电影风格和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经典作品。在《红色的磨坊》（1953）中，他作了试验性尝试，虽然仍然饶有趣味，却丧失了风格的平衡。在《弗洛伊德》（1962）和《金色眼睛的沉思》（1967）中，他的试验却显得有点勉强与做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他改编的《马耳他猎鹰》和《珍贵的山木》（1948）保存了原作的精华，将文学和电影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鬣晰之夜》（1964）、《臃肿的城市》（1972）、《聪颖的血》（1979）和《在火山下》（1984）中他获得同样的成功。但电影评论家认为，他改编的《白鲸》（1956）和《圣经》却丧失了原著的光辉。
休斯顿是电影剧作家出身。他创作的电影结构严谨，细腻，他作品的主题往往表现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摧毁了一切最佳的计划。他的人物往往处于人性的边缘，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如《马尔他猎鹰》）；或者十分随和，随波逐流，随时准备修改他们的计划（如《非洲女皇》1951）。有的人物则虽然失败，却仍然执着地依恋他们的个人兴趣，不遗余力地执行他们既定的生活的计划（如《将要成为国王的人》1975；《聪颖的血》）；有的则不能胜任他们的事业而最终不得不放弃（如《柏油森林》、《普顿泽的荣誉》1985）。在《珍贵的山木》中，休斯顿描写了3个准备淘金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沉迷于淘金热之中，丧失了人性，整天奢谈理想，最终被毁，而其他两人却接受丧失黄金的现实，并没有失去生活中的道德信念。休斯顿的电影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黑鸟”，也就是那危险的、毫无价值的欲望、财富和权力的偶像。休斯顿的道德故事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讽谕性的，它们含着一丝苦笑，一丝狡猾，讲述人性的失败。
50年代最伟大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作品之一是詹姆斯•阿吉从杰维斯•格拉布的小说改编的《猎手之夜》，导演是查尔斯•劳顿。查尔斯•劳顿原来是一位演员，阿吉原来是一位电影剧作家，曾创作《非洲女皇》。这部影片拍得阴森恐怖，又充满抒情情调。它描写两个孩子，逃离一个追杀他们的人，最终遇到一位粗鲁、实干、充满爱意的女人。影片讴歌了永恒的爱，却不带有一星点儿多愁善感的痕迹。
从美国60年代初期在越南参战到1975年从越南撤军，越战成为美国社会抗议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考察这一段电影史，人们发现好莱坞主流电影一改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时的支持政府战争立场的姿态，令人惊讶地沉默。这可能是由于那些持反战态度的电影制作人不可能利用电影公司来制作反映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