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更多的人。  让自己的作品不仅在知识分子层，而且在市民层；不仅在农村，而且也在战场，产生更  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抗敌的热情高涨，必胜的信心坚强”。(注：《宋之的研究资  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173页。172页。172页。)《打得好》和《  粮食》正是情节取胜的典型范例。至于《边城故事》中，以雄浑的边地风光为背景，将  建设开发和除奸反特熔为一炉，更是集中反映出作者对于情节紧张性和传奇性的苦心经  营。
　　事实上，对于情节的重视未必一定会影响对于人物的关注。英雄化喜剧在形象塑造方  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样不可低估。从《蜕变》中的梁专员到《边城故事》里的杨专员，从  《包得行》中的三位伤兵到《秋收》中的三位伤兵，从《职业妇女》中的女职员张凤来  到《奇女行》(注：该剧作者高宇，1948年由影剧艺术社出版。)中的女职员柳莺，从《  十字街头》中的杨芝瑛到《少年游》里的洪蔷，所有这些角色无疑丰富了英雄化喜剧的  人物画廊。同一类型人物相继出现这一事实本身，不是证明真实原型的存在，就是说明  形象塑造最初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英雄化喜剧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理想化原则，尤其在  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英雄大都不仅高风亮节而且智勇过人  ，于是他们力挽狂澜于既倒，教化众生于迷惘。他们是民众理想的寄托，也是民族精气  的表征。让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去挑剔吧!巴金如实记载下自己阅读《蜕变》时的切身感  受：
　　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  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  望。
　　《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  泪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  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了大的希望，我得着大出勇气。(注：巴金：《＜  蜕变＞后记》，《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360页。)
　　毫无疑问，英雄化喜剧正在逐渐培养起一种全新的阅读经验。
　　　　　　四、英雄性和喜剧性
　　浪漫与写实的结合，同时也给英雄化喜剧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英雄性和喜剧性的  结合问题。大团圆的结局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喜剧品格。英雄确实需要严峻而紧张的情  节设计，但这种设计会不会同时冷落了喜剧性的要求?把英雄作为完人来表现，当然是  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完美会不会同时又抑制了笑的产生?在机智化和世态化中，  实际上是存在着某些非英雄化倾向的。现在，当人们要把一种新的精神灌输到幽默喜剧  中去的时候，他们必须面对的是幽默喜剧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调整。幽默喜剧并非不能表  现英雄，但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
　　我发现，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确实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将喜剧性  消解到正剧性的倾向。这对正剧的发展并非坏事，但就现代幽默喜剧自身的生存而言却  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蜕变》的第一幕无疑是喜剧性的，但这里的喜剧性主要  体现为讽刺性，因此并不足以决定全剧的幽默性质。从英雄性与喜剧性浑然一体的角度  看，剧中的两处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是十分精彩的。其中一处在第二幕：空袭中，梁公  仰由于外表衣着的质朴和其貌不扬被小护士误为普通人，所以拉他去搬运伤员；在这之  后，他又镇静地帮助丁大夫做完了手术，最终消除了后者对于“专员”的误会，赢得了  医护人员的敬仰。另一处在第三幕第二场，主要描写梁公仰与其远房亲戚的会面，后者  要梁专员为他的儿子在医院谋事，遭到了委婉而坚决的拒绝。在这两处，作品成功地以  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主人公身上的英雄精神和人格力量。但是总的来说，仅只这两处和一  些喜剧性穿插还是不够的，全剧还是具有了某种正剧性。这种正剧化的潜在趋势事实上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边城故事》、《包得行》、《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密支那风  云》和《河山春晓》等剧作中。
　　我之所以将幽默喜剧的正剧化视为“潜在的”危险，是因为英雄化喜剧尽管存在着上  述的不足，但仍有不少作品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打得好》  和《粮食》等剧在紧张情节的设计中，让主人公们凭借自身的勇敢、镇定和机智十分巧  妙地度过了危机，战胜了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在“巧克强敌”的意义上，可以归属于  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在“英雄”与“喜剧”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范。在这种风范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救风尘》和  《望江亭》当中的某些历史遗韵。当然，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  ，因此，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结合的问题上，把握起来自然会相对简单一些。而在那些大  型的多幕剧当中，由于人物、情节或头绪的相对复杂，上述问题解决起来当然要困难得  多。尽管如此，一些作品还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艺术经验。
　　这些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以丁西林的《妙峰山》(1941)为代表。剧中的王老虎是某抗日部队的首领。他  曾指挥五百名弟兄在老虎口一举歼灭二千多日军，在当地民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不仅  如此，他还在妙峰山上创建起一块“近代化、科学化、人情化、理智化”的理想乐土。  他因为“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被政府军俘获。在被押解途中，他不仅处变不惊，  而且成功地部署了解救自己的行动。他无疑是位英雄。但是作品并没有对上述情节做出  正面的渲染，而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他与华华浪漫地相遇、恋爱，直到结婚的线索上。突  出了他一方面无法抵御华华的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掉自己矢志不娶誓言的喜剧性矛  盾。这也就是说，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在《妙峰山》中是以一种虚实相间的方式实  现的：虚写主人公英雄业绩的一面，实写其日常情感纠葛的另一面，其中又突出了他所  具有的某些无伤大雅的“缺失”。以这样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喜剧英雄往往不仅是可敬可  仰的，同时又是可亲可喜的。
　　第二种以吴祖光的《少年游》为代表。如果说英雄性和喜剧性在《妙峰山》中主要是  体现于主人公一身的话；那么它们在《少年游》里却是分别体现在不同的角色身上的。  其中的姚舜英和周栩是英雄性的主要负载者，而洪蔷则是喜剧性的主要体现者。这样，  作品通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通过后者向前者的趋进，在整体的意义上构成了英雄  性和喜剧性的结合。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实际上不仅可以  通过一个人物不同侧面的结合来实现，而且也可以借重几个不同人物之间的结合来完成  。
　　第三种以顾仲彝的《八仙外传》(1945)为代表。剧本成功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隐喻性  的表达方式。这当然是上海沧陷时期的政治高压所致，但它同时又指示出英雄性和喜剧  性互相结合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神话传说本身的间离作用，作品在喜剧性方面做了  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将一个英雄的主题深植到喜剧的整体形式之中。
　　第四种以黄宗江的《大团圆》(1949)为代表。尽管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剧本，但它却  是中国现代喜剧史上的优秀作品之一，我甚至以为它是英雄化喜剧的压卷之作。这部作  品通过北京一个家庭自1937年开始将近十年的变迁，表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当中的那种  追求不止、奋斗不已的英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以一种普遍性的形式体现出英雄性  与喜剧性的结合，而这种水乳交融式结合的基础正在生活本身。
　　生活是流动的，因此蕴含在生活当中的英雄性也是流动的。在剧本里，英雄性并不仅  仅是个别人物所具备的品格，它是一种精神性的普遍存在。有人落伍了，但又有人接替  他们的位置继续前进。英雄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