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略逊于《横空出世》，但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努力也自有特点。作为世纪初复杂国际背景下的外交官顾维钧，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智，表达民族尊严的慷慨陈词，和对激进的肖克俭行为的不解，与对他牺牲个人幸福为国捐躯精神崇敬等复杂万端情感，都集中连接在巴黎和会的斗争中。顾维钧似乎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时代英雄，他作为弱国外交的屈辱代表，承受着强权大国的蔑视，本国政府的矛盾政策和不信任态度，又使他无从为国伸张权益，激进爱国者的误解，还使他被迫承受骂名。在这样动荡多变局势中，顾维钧的身份多少变得混淆不清，但两场精彩的巴黎和会表现，使这一历史人物的主体判断突现出来，一是借题发挥的机智，对日本代表的钱包故事的引申阐述，很难说是史实再现，但对外交官的才华展现却不失为好构思。二是拒绝签字的大义凛然，在列国强权和本国政府双重压力下，战胜国中国却要签署屈辱协约，顾维钧抛开个人荣辱，慷慨激昂发言，这时，这一人物和影片环境氛围的谐和才达到最为接近的程度，影片着眼于他的凛然正气，既包含有憋屈在心的个人愤恨，更是压抑已久的整个民族的愤怒爆发。顾维钧的形象实际上更多符号化，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喊出我拒绝的呼声，在他身上负载着时代民族的重负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呐喊，单就艺术表现中中国人喊出“不”的呼声就意义重大。作为一部重心为对重大历史表现的影片，而还能兼顾作为人的较为丰富性描画，代表了现代情形下对时代英雄处理的分寸。

三、偏重平民的姿态。

平民化意识无疑是90年代末期随处可见的现象。艺术在趋近大众的潮流中逐渐学会了平视百姓和随和大众情感。《漂亮妈妈》，《幸福的家》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它们以小民生活为题材，描绘艰难困苦的生活，强化抵抗困厄的意志力，展现精神世界的崇高感。这一类题材表现形成一些显著的特点。
比如以苦难的多重性来倾注情感。《漂亮妈妈》表现的是一个下岗女工从茫然失措走向自强自立的生命历程。题材和人物的特定性显而易见，平民大众的生活表现集中于母亲身受灾难的多重性：自己的工作失落、情感生活的孤单、孩子的残障。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位艰难的母亲疲惫交加的应付着接踵而至的困难，而后在孩子学语的眼泪中，在别人欺侮的无助中，在丢失财物的哭喊中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同情她的遭际，最后又伴随她教育孩子的成功而喜极而泣。



又比如对待生活的自我解脱消遣态度。百姓由于地位的低下，没有摆脱窘境的尚方宝剑，又必须自我排解，从而形成民间的待人处世方式和消解困难的调侃。在《美丽的家》中，张大民为搬近新居的母亲和丈母娘两家的装修，几遭挫折，但韧性抗击困难和调侃难以摆脱的挫折的方式，使他们面对艰难不仅嘴皮子而且在精神上始终没有丧失自信。这一类影片的长处是真切表现了生活中百姓们顽强的生命和生存意识，对他们来说，任何困厄都被视为生活的自然，微笑的调侃遭际，把痛苦藏在家里（心中），散淡的看待阻碍，构成落在生活实处的平民生活哲学的影像世界。平民化的表现大多带有细节的描摹，真切也难免琐碎，并且在过于讨好生活实际和轻松要求下，也常常陷入肤浅的陷阱，即便已属较好的影片《美丽的家》，也表现着形态的一些通病。影片过于投合贺岁的造梦的幸福感，现实主义的外壳和热闹的情节彼此有些冲突，张大民们的艰辛辛酸在走向调侃中多少让人感到缺少深刻。影片艺术上的缺点也不少，从电视剧得意于母亲吃冰延续到电影丈母娘吃冰等一类细节的设计，让我们看到屈就世俗的危险，生活的平面化，过满的生活流程，情感单一的展现等使艺术需要的张弛松紧没有了调节的余地。特别是追求热闹的定规导致影片缺少沉淀，无形中接近于电视剧。

世纪已经转换，梳理新世纪之前中国电影的艺术主题与文化走向，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依旧是希望和困难并存，走出困境实现艺术还需要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