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分析(一)(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5-02-24
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4)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4)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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