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拍摄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人物肖像是中国摄影人有所长的。肖会的《我们这一代》、王文澜的《新闻人物》、宋朝的《矿工》、邓伟的《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可列入纪实摄影的人物肖像作品。摄影师凭借超人的观察能力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准确的判断和选择适当的题材以及尽可能精细的图片制作质量来转达自己的评价。这类作品保持着人物本来的自然状态,通过摄影师的适当烘托,这种自然状态便足以无言地表述出人物各自的故事。邓伟的《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已经在国际上产生较强的反响,宋朝的《矿工》被西方摄影界评价为胜过阿威顿和佩思,在第三届平遥国际摄影展上黑明的《僧人档案》又被评为欧莱雅中国优秀摄影师大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三、中国纪实摄影回眸与未来之路

　　建国初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纪实摄影被扭曲,成为掩盖、粉饰虚假现象的专用工具,使其丧失了真正的本性,失去了人民的信任。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纪实摄影有了历史性的转变,纪实摄影不再游走于中国摄影的边缘,真正意义上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整个中国纪实摄影发展来说,纪实摄影在中国被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正所谓“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区别于西方纪实摄影的以个体为本位,中国纪实摄影则散发着浓厚的东方文化以群体为本位的气息,这种群体性传统体现在创作上,最有名的要数“四五运动”摄影和“四月影会”摄影展,接下来便是“陕西群体”和解体后才被追认的上海“北河盟”。如今,这种群体性并没有消失殆尽,但这种纪实摄影的文化形态已由过去的封闭的定型定调的政治宣传模式,走向开放的现代摄影观念的过渡时期,这股文化积习和秉性对异文化形式的排斥性和同化力度已大大削弱,虽然尚未出现像西方卡蒂埃·布列松和尤金·史密斯那样鲜明个性风格的杰出摄影家,但在制式化的纪实摄影格局中“个性化”正慢慢彰显。

　　同时,纪实摄影是一种传播方式和手段,影像作为一种符号与传播密不可分,而符号正是严格意义上或不严格意义上的传播中获得生命的,媒体正为传播提供了这样一个宽泛的渠道,使纪实摄影作品得以向“大众”传播,使纪实作品“实在”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得以彰显。尽管“皮下注射说”这一关于大众媒介具有无穷力量的论断早已被否定,然而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表明,传媒确实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8]中国纪实摄影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出现了袭用尤金·史密斯的摄影方式,主动投合媒体之需要。甚至事先就揣测媒体意图,主动迎合。许多以个人形式成名的新时期摄影人的纪实类作品,大都吻合了媒体的意识格局的尺度范围,媒体性对中国纪实摄影有着隐性而明显的制约作用。

　　纪实摄影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传统美学观为哲学基础自然发展起来。那些关注社会发展、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组成纪实摄影大军,他们直接受到西方纪实摄影基本理念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下中国纪实摄影也有其突出的问题。从挖掘题材来看,一是表现穷苦人、落难人的题材偏多,拍正常人的题材少;二是拍偏远地区的多,拍少数民族的多,拍自己身边的少。也许是因为城里人居多,都市题材反而拍的少,整体质量也显得不高。拍这样的题材过滥,不仅让比较正统的人反感,认为是在“揭露阴暗面”,也让大多数摄影人难以接受。这也许是下意识的偏颇,却给纪实摄影带上了一顶灰色的帽子。仅仅重视街头市居,地域生活,反映人性尚显力度不足。关注社会的纪实摄影应是多方位的。目前,中国纪实摄影对社会经济、工业、军事、科研等领域涉足过浅。

　　中国纪实摄影作品似乎更注重一种形式的倾向,较多考虑用自己偏爱的视觉语言绘声绘色来拍摄照片,较少考虑欣赏者是否读得懂。比如,过多地使用广角镜头,用影像的变形来加大事件内在冲突,强调视觉冲击力,这种拍摄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同一种方法被反复使用,变成了群体共识,就会使观者产生逆反心理。用这种方式来对画面进行“经营”而不是从影像的“内涵”处着眼,对强化主体作用并不大,体现出的是古怪离奇的画面,导致了对纪实摄影作品力度的削弱。因而“平中见奇”的深刻和锐利的认识观念的培养是中国纪实摄影有待突破的环节。

　　纪实摄影作品必需是成组的,只有通过许多幅、几十幅甚至上百幅,否则就无法构成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纵然多幅图片表达一个主题,应该把每一幅画面都经营得很好。但因为拍摄的目的是传递信息,有许多信息是瞬间出现,又稍纵即逝。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营造一幅完美的画面,而丢掉一个可能是唯一的机会。摄影本来就是一种依附于生活原生态的艺术,过于强调单幅画面的精彩,而自然生活中又明显缺乏这种符合摄影者意图的精彩瞬间,这必然导致了因过难捕捉而摆布、作假。“抓拍”能够趁人不注意而拍摄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自然、最生动的画面。无论任何时期,它却是纪实摄影沿着健康道路发展的最主要方式。

　　时代不断向前发展,一种标榜“新纪实”的摄影正崭露头角,与传统纪实摄影间的角逐在西方已经展开。传统纪实摄影中一种民主的诉求、审视与批判的态度、变革的要求、深刻的思想在新纪实摄影作品中呈现一种多义、含混的状态,让人无从把握其精神内涵,鲜明的观点变成了暧昧的态度和隐晦的表述,着实有点绘画艺术中的“后现代”感觉。这种态势已向中国蔓延,新纪实摄影是否会取代传统纪实摄影成为中国摄影的主流,需拭目以待。

　　生活在向前进,一切不断改变,然而基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决定因素,道义和责任问题是中华民族一个从不轻言放弃的话语。反映在摄影形式上,传统纪实摄影在中国的信息传媒上仍将担当重要角色,是揭露社会黑暗、战争暴力和各种非正义的人类现象,以及人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的一面镜子,是一种声音,一种批判力量,是平衡人类生活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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