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样本选择本文选择2002-2004年期问深圳市场和上海市场所有上市公司(不包括B股市场)，发放“纯”现金股利的事件为研究样本。选择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作为事件日，采用以下标准筛选现金股利数据：选取CSMAR数据库中股利决案公告日介于2002年1月1日到2004年12月31日期间所有现金股利(不含配股、送股和混合股利)个股，排除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与股利分配决案公告日之间不少于50个交易日(目的是尽可能排除上次公告对股价波动的影响)，且分配决案公告日与除息日相隔至少7天(令交易日)的个股；在CSMAR数据库中与事件日相隔(一40，+10)期间有连续交易数据(法定节假日放假除外)；股利决案公告日的当天同一公司不能有其他事件公告；为考察股利决案公告当天的股价波动，要求股利决案公告日当天有交易数据。为了验证公司股利是否向市场传递某种信息以及市场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本文将所有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再对每个子样本中数据采取±3叮界限限制，以剔除个别极端数据，一共得到696个有效样本。本文以股利不变样本公司为参照组，考察其余三组的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以检验现金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三)研究假设如果假设公司股利确实具有某种信息含量，那么在股利公告日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事件窗口期间)投资者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体现在股价的波动上。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缺乏分析师对预期股利的预测数据，加上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上市公司缺乏稳定的股利政策，难以利用时间序列来预测预期股利，因此本文假设股利的支付符合随机游走模型(即naive模型)，即假定上年支付的现金股利就是本年的期望值(如果上年未发放现金股利且该公司并非首次发放现金股利，则本年的期望值为0)。

　　(四)研究模型考察基于均值调整模型和市场调整模型，计算得到的公告日当天个股日超常收益率(AR0)和(-1，0)，(一1，+1)，(一2，+2)，(一5，+5)和(-10，+10)五个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CAR‘)的总体分布状况，非参数单样本K-S检验结果如(表所示。从(表1)中看到，市场模型计算得到的股利公告日异常收益率和五个事件窗口的累计超常收益率(CAR‘)都符合正态分布；

　　而由均值调整模型计算得到的日异常收益率和5个事件窗口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大部分偏离正态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陈汉文等(2002)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说明在计算个股的正常收益率时选择不同的模型对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以下的假设检验将采用市场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股利增加时市场反应对股利增加子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254支股利增加股票公告日的当天，公司股票价格平均超常收益率最高的达到4．25％，出现正超常收益率的公司数量最多，占全部子样本的59．4％。本文进一步以股利不变子样本为参照组，将股利增加组和参照组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知，在股利增加公告日的当天，与股利保持不变的参照组相比，股利增加样本公司的股东平均可以实现1．12％的超常收益，且在1％水平统计上显著，同时在事件窗口(-1，0)、(一1，+1)、(一2，+2)和(一5，+5)期间，有1．098％，1．19％，0．86％和0．88％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且在统计上都显著，这就表明股利公告确实向市场传递了某种信息，股利增加公告受到了市场关注。同时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这种市场反应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与(1997)研究的结论相似，即股利的增加引起股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