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为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协调，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为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
　　第四，城市化进程由“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幅度､三大差别逐步扭转”调整为“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城市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约程度”和生活质量，是现代化的质量表征。按照国际工业化的一般标准，城市化(非农业人口)比重在60%以上，我国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为44%。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很大，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提高城镇人口比重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任务，不仅要着重解决“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建设，还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空间，城镇化建设，城市规模扩展，以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配套。
   三､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这一顺序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好”讲的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快”讲的是发展的速度，但速度之“快”，基于质量之“好”，“好”是“快”之前提，在“好”的基础上的“快”才是真正意义的､长久不衰的“快”，能够行稳致远。
　　第一，翻两番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新意是，在谈到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时，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放在了第一位。据有关数据显示，尽管2006年中国贡献了占全世界5.5%的GDP，但中国为此消耗了占全世界15%左右的能源､30%的钢材和54%的水泥。资源和环境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而改变这种压力的根本途径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提高，绝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这一指标的实现是以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提高､节能环保为前提条件。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步提高，逐渐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外生发展向内生发展转变，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发展，由效益优先向公平优先发展。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仅一词变更，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量的概念，着重于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就经济增长本身的投入产出而言。而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质的概念，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丰富､更全面，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生产率､科技水平､教育程度､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社会转型和国际收支等多方面社会经济的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发展动因讲，就是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内在(企业､消费)主导;从发展拉动讲，由单纯投资型转向更多地依靠改革､自主创新型;从发展状态讲，由高耗低效污染型转向低耗高效环保型;从发展协调性讲，由产业､分配､区域､资源､生态的失衡转向相对均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快速发展经济以扭转落后局面，因此重点强调经济量的快速增长。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必须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用“发展”取代“增长”，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更好地体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因此，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突出消费拉动，普遍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同时拉动的，三者之间存在相互消长的关系，尤其是消费与投资的这种相互消长关系更为直接和明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几乎形成了一种定势，即投资和外贸成为强势推动力量，而消费则不时处于疲势或弱势的状态。高投资､多出口，使我国经济保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投资过热､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等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短时期或者某个特定时期内出现这种状态，倒也未有大碍。但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由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近几年来显得尤其突出和迫切。投资､出口､消费最好是均衡发展，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国际经验表明，消费率低于60%就必须调整。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已达70%～80%。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已从1978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50%，居民消费率也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6年的38.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内需不振，是这几年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发突出。中国经济增长立足点应更加重视扩大消费，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扩大消费能够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最直接的意义。同时，消费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的动力源泉，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都证实了这一点。
　　第四，保障社会公平，均等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表现出的不公平的形式多种多样，原因也很复杂，既有历史､自然､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也有市场不完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不公平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决定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持续的努力。从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可行性角度出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中国建设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它们构成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经济持续增长为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但还需要政府增强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均等化不等于平均化，而是全体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尊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阶段重点应努力推进城乡区域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