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渡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弈。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已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两个：东盟10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首先使各个次区域内保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自次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确定中心汇率，并进行波幅限制，进而建立起次区域范围内的汇率联动机制。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攸关度越来越高，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是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是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1)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2)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3)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4)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5)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6)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7)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