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苏南企业家基本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而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闯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要深刻得多，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突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习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其企业文化、人才观念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强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体制特征可概括为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19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开收入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掣肘。集体产权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却削弱了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矛盾”：一方面要尽力去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苏南恰恰是本土情结太重，企业利益过分服从社区利益。

泰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优势在前一句话，而温台的优势在后一句话。1980年代浙江乡村工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遍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二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政治，反感政治。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的则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层主政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的要求，亦有较强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和透明的
政治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300多万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他们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温台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现代营销网络。早期是供销员，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销”是温台企业家们的第一堂课。苍南县的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1982年开始为家乡的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19岁第一次出门时实在是迫于无奈，父亲重病卧床，而他28天跑遍广东省花去263元还没有拿到定单。最后他费尽心机闯进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老总答应他以低于原供方20%的价格、13天拿出样品的条件“试试看”。之后10天时间里，朱诗力一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样，提前三天把样品送到对方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广东老总马上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并预付10万元定金。这一次朱诗力就25万实际上这种发财模式是温台地区最常见的版本，也是温台企业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在温台，这样以市场营销为纽带而组合起的虚似企业至今还大量存在。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他们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的一些手艺人来代理推向海内外市场。因为温台企业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内部多数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而苏南企业“产品导入型”居多，一般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

第七，在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上，苏南明显好于温台。这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北地区，敲诈劫掠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百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苏南则比较少见。

为企业家成长营构法治环境

好了，让我们索性走出苏浙两地企业家丛林（人工林和原始丛林？），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家“不长寿”？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除了上述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整个国家的法律环境问题。

通常人们讲“改善投资环境”的时候，只注重引进外商的投资环境，但却忽视了我们身边企业家的投资环境和成长环境。而对投资环境，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个人法。能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社会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上社会，如果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调节越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进行，那么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就越趋向透明、稳定和可预测。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调整通常有这样几种方式，宪法――法律――行政命令――政策――领导指示――领导意见。从左向右，越往右的管理方式越多变，越往左的管理方式越稳定。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的政策，比政策更多变的是领导指示，比领导指示更多变的是领导意见。领导指示大多数时候还有个书面文字。而领导意见，常常是打个电话或和领导喝个酒，就能得到。对个人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也是这样，越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越稳定，越是靠领导意志越靠不住。优秀企业家总是流向最适合创新的地方，也即对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最稳定、最有效的地方。

中国的体制肯定会有利于企业家辈出的方向转变，但新旧体制有一个反复博出的方向转变，但新旧体制有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家们处在博弈的最前沿，套用马克民形容十九世纪德国产业工人的一句话：他们既为旧体制的残存所累，也为新体制的发育不足所苦。让我们共同推进体制的转轨，共同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环境，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家跻身于世界企业家之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