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虑美国全球战略必须认真研究其经济战略因素，并以此作为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参照物。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与其政治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安全战略,在目标和方向上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矛盾是一种常态。充分认清其内在矛盾，对于我们把握其规律性，防止单纯以经济的观点看待经济问题，从而做到“知己知彼”，制定恰当的应对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美国，经济战略，内在矛盾

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总体上说，它由全球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安全战略等要素组成。这些具体战略的优先次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所不同。例如，在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是为实现其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就会大大上升，成为主导因素。而且这些具体的战略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甚至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战略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的跨国公司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确定其全球市场战略，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就难以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全面认识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影响因素，正确把握和充分运用其中的矛盾，对于我们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全球经济战略内在矛盾的表现
第一，美国单极霸权目标与其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大国挑战其霸权地位。而在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主要趋势是全球化不断加速。事实上，政治单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矛盾，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为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时而一致，时而背离。美国对这些大国或区域集团设防，实际上也阻碍了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使美国本身就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同时也破坏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只要美国把它的单极霸权目标放在第一位，其全球经济战略就难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美国在理论上是全球自由市场最大的鼓吹者，但在实践中却是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最大非市场力量。在进入全球反恐战争阶段以来，美国为了安全因素而牺牲市场要素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资金、技术、信息、物流、人员等要素流动的全面监控，必然延长生产周期，降低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率。这些年来，美国对大多数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又拉又打的两手策略，事实上就是在经济、安全、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点。
第二，冷战思维模式及相应的规则机制的存在与其开放的市场体系的矛盾。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冷战时期的规则和机制，使他自身对外经济战略十分保守甚至落后。特别是在技术出口控制领域，所定标准已经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使美国难以获得与其技术优势相称的市场优势。例如，在微电子技术领域，“摩尔定律”早就揭示了集成电路性能成倍增长的“18个月周期”，但是美国对半导体技术控制的标准往往超过5年甚至10年时间。再如，核能源技术的两用性质，使美国“因噎废食”，严格限制这种技术的出口转移，以至于生产核电站成套设备的美国公司几乎关闭。再如，美国担心外国技术人员窃取其核心机密技术和情报，对于外国学者进入自身的研发部门设定了种种限制，这同样也限制了美国获得各国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发明。总之，一旦美国把经济要素和技术要素作为安全要素加以控制，就严重束缚了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事实上，一个开放的体系和一个封闭的冷战思维模式之间，是难以长期共存的。
第三，全球政治及安全战略与跨国公司发展目标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通常来说，他们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利益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市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东道国的利益相结合而本土化了。这种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只是它们的原籍在美国而已。因此，要求其跨国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安全目标和意识标准去约束其市场行为，几乎是做不到的。例如，美国政府曾要求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美国公司业务同中国的人权挂钩，事实上得不到任何美国公司的响应，此计划最终泡汤。又如，美国也考虑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拉美地区以经营美国的西半球后院，但是各种比较优势还是促使美国公司向东亚转移。在贸易制裁过程中，在目标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利益往往与制裁目标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们尽可能地规避制裁对公司经营的限制，实际上使制裁流于形式。1989年到1993年间，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双方的政治关系也跌荡起伏，但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持续的开放政策，促使美国跨国公司“顶风”继续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既使以美国本土市场为主的美国公司，也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参股甚至控股；其中不仅有欧洲、日本的资本，还有大量阿拉伯石油资本。美国打击其竞争对手，实际上也使本国公司受到巨大损失。没有美国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就难以获得长久有力的支撑基础。
第四，国内政治压力与倡导自由贸易的矛盾。美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曾将努力实现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作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条准则之一。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外贸逆差的增加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200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又使中美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之一。一些人指责中国的出口造成美国失业率增加，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三种纺织品的出口设限，并对中国彩电出口进行了反倾销，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事实上也对美国自身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矛盾背后的斗争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离，来自于这种战略与美国公司利益的悖论，来自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来自于安全战略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场的竞争力之间的难以兼容。而从更深层次讲，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矛盾后，隐藏着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素就难以透彻分析和预见美国的经济政策。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为例来说这一点，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美国经济战略的把握更加充分。
1、选举斗争往往使得对华经济政策成为牺牲品
美国采取“两党制”的政治结构，两党在对华经济战略的态度上并不一致。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较为温和，因此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采取较为合作和开放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对华态度则比较激进，倾向于采取限制性和干预性的对华经济政策。由于两党是交替执政、轮流坐庄，在政权更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对华政策的波动。此外，在两党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对华经济政策往往会成为两党互相指责的借口和拉取选票、获取支持的手段。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克林顿数次抨击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成功的”，是对中国的“过分骄纵”。克林顿上台后，共和党人反过来又指责克林顿对华采取“绥靖政策”。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实际上是因为两党都利用对华政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往往会主要考虑政治利益而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考虑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对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