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集群（local clusters）是指具有密切产业关联性的大量企业，在一定地理空间的集中。这种“现象”正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绩效，并因此成为经济学家、政府关注的焦点。不论是在发达国家，如硅谷、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集群（美国）、普拉托毛纺集群（意大利）、东京大田区机械集群、燕市地场产业（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温州打火机集群、绍兴纺织集群、嵊州领带集群、东莞计算机设备集群（中国）、Sialkot外科手术器械集群（巴基斯坦）、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印度），成功集群的案例不断涌现。集群政策（或战略）被世界上许多地区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就是个典型案例，那里甚至成立了专门导入集群战略的机构。鉴于硅谷经济奇迹的强磁场，我国许多地区雨后春笋般兴起了大批工业园区或开发区。但是，促进集群形成的因素并不能担保地方集群的长期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竞争日益复杂激烈，地方集群将面临一系列困境。 
 　　 
 　　一、全球导向（global orientation）与区域性封闭(regional closure) 
 　　 
 　　不断增强的区域内部合作模式，是一个经济区域相对完整性和封闭性的先决条件。这与行政区划的界限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基于成本、质量、创新的竞争环境下，一个经济区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企业把自己置身于地方性纽带——本地化联系，同时不断提高企业在生产、分销和研发方面国际化经营的要求。因而一个区域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开放（全球化）和封闭（区域化）之间的成功平衡。Markusen（1996）认为，越是成功的集群，越可能衰败，因为它会吸纳与其发展高度相关的资源，而排斥那些不匹配的资源，最终集群变成一个封闭系统，促进集群创新和开发新产品必要的新信息和资源不能进入集群内部。王缉慈（2003）指出，在一个地方环境中的行为主体，应该和外界信息资源建立系统的联系，以保证外部重要的信息（市场和新技术）流入，否则该环境会有淤塞的危险。地方集群的发展，一方面必须要强调非本地联系，因为太靠近的、太排外的、太僵化的本地联系是危险的，会对单个企业或集群企业的竞争力造成威胁；另一方面，虽然加强同外部联系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当集群对外部信息等资源依赖太强的时候，也可能威胁集群的存在，因为强的外部联系可能控制本地区的环境。本地企业间密切的交流减少，集群赖以存在的许多优势将减弱，企业会选择离开集群，最终地方集群变成“空洞集群”。 
 　　 
 　　二、先前力量(previous strength)和新能力(new competence) 
 　　 
 　　集群政策一个关键的起点，就是以前积累的能力和当前力量。因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常常具有一个长期历史沿革，其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而数十年发展的能力、经验和关系是一个区域最重要的力量。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生物技术或生产相关的服务等新领域的力量一般建立在现有能力基础上，这与纳尔逊和温特关于技术演化的论调一致：创新是个累进的过程，在今天技术领先的企业，在未来拥有技术优势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点表明已经成功或有一定能力基础的集群更可能继续取得成功。因此，集群政策应该从已有的力量出发。不过，区域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打破先前力量、掌握新能力、区域能力的多样化和对新技术领域的探测。促进集群形成甚至带给集群成功的先前力量，由于路径依赖，可能成为集群引入新技术的障碍。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以前瑞士手表工业，互补的伙伴间具有亲密的协作、一致性，坚持以机械技术为导向，导致无力接管石英技术，而这种技术在东南亚发展为用于大规模生产，众所周知的结果是瑞士手表工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衰退。因此，地方集群在利用先前力量的同时，也要重视培育和导入新能力，替代先前力量。经验研究表明，集群内新技能多数是由新企业引入的，因此鼓励和扶持企业衍生和新企业的成长尤为关键。新成立的有创新活力的企业，资源和能力相对薄弱，其客户往往主要是传统的、已经成型的企业，这就要求新老企业在现有的网络和业务中寻求和发展联系，这对于双方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根植性(embeddedness)和锁定（lock-in）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根植（或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并对经济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Uzzi(1997)认为，根植性的功能包括信任、细密信息传递、集体解决问题。实际上，集群内许多行为都与根植性密不可分。集群内大量企业通过根植性关系交织成网络，在这种内聚性网络中，维系集群系统的力量不但是经济利益和交易，还包括企业主之间私人关系，如朋友、亲戚、邻居、同学、同乡等。这意味者企业主行为根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他的决策不单纯是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搀有较多情感与关系的成份（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势必增加外部企业进入集群以及群内企业退出的成本——尤其是私人关系，这是有时候虽然集群外市场成本更低，集群内企业也不愿单独退出的原因。这种根植性虽然可以促进信息交流、降低交易成本等，但若根植性太强，集群会变成一个内向的系统。这暗示了理论上一个重要的矛盾：创造集群组织的生命力的根植性同样可能减少一个组织的适应能力。 


 　　 
 　　过度根植性会减少新信息的流入网络，因为通向同一网络伙伴冗余的纽带（节点）意味着只有很少甚至没有与能够潜在地贡献创新思想的网络外部成员的联系。锁定（lock-in）的概念在Bathelt对Liepzig媒体产业的研究中提及，认为是源于过度根植性,他强调了在本地关系之外加强同非本地关系的需要。实际上，企业集群内企业根植在类同的文化氛围中，在企业集群形成阶段可能是促进创新的要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在后来可能成为导致“区域锁定（regional lock-in）”的根源。按照Olson的观点，“区域锁定”的形成就是——促进企业集群形成的重要的制度和实践——常常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集中于自我保护和自我增强，最终形成对区域进步不利的僵化风险，而不是促进区域进步的活力源泉。 
 　　 
 　　四、资源共享与创新惰性 
 　　 
 　　资源的相互依赖是网络形成的基础。在集群组织内部，企业可以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得一些资源（如技术和市场信息等），因为“行业的秘密都在空气中”（马歇尔语）。诸如知识溢出效应等产生于集群的内部而单个企业的外部，这种马歇尔所定义的外部经济被认为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集群内部知识与技能的高度外部溢出性，使得大量企业都想坐享创新外部溢出的好处，却是对领头创新企业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搭便车行为”会在集群内企业中滋生创新的惰性，从而削弱了集群整体应变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叶建亮（2001）指出，知识溢出使集群内企业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集聚带来效率提高，因为组织知识存在导致企业要素边际产出率的上升，而同时组织知识的“搭便车行为”将造成集群组织知识开发和创新的停滞、群内企业恶性竞争，企业纷纷选择离开或退出该产品或行业，集群规模趋向萎缩，集体效率优势将不断削弱。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不存在知识溢出时，集群资源共享优势不复存在，也就失去对企业的吸引力。因此，必须承认集群内企业利益差异，调动带头创新企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综上所述，虽然地方集群在世界各地经济地理上扮演着经济奇迹的角色，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竞争环境下，地方集群要实现长期的繁荣，必须在上述困境中找到合理的方案，否则地方集群很可能成为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1997)所谓的“问题区域”或“老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