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黯淡起来。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过度重视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先行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变成了急功近利，那么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当英国从简·奥斯汀笔下的农业国转变为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工业国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英国完成人类近代史上的工业化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1870－1913年，美国实现类似的转变时，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2％。而美国从“爆发户”真正成为一流强国也经历了百年沧桑。1953－1973年，日本创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长率，号称为“阳光下的新事物”，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曾经达到过如此高的增长率，但至今仍难说日本和美国等已经并肩前行。可见赶超的艰辛。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势”(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20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政府制订产业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存在一批已被证明是成功、而且还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这些产业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缩小后行者与先行者的差距。一旦这些产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则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而，依靠产业政策来发展经济无法超越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由此看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产业政策只能中短期暂用，而不可做为长期的立国之本。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所谓隐含担保（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能拿出10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50万亿日元来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目前，日本金融系统不良贷款已超过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5%，无抵押物清偿的不良贷款估计达2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60万亿日元（GDP的12%）拯救银行计划，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偿力的银行国有化，25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而曾经显赫的日本公司则利润连续下降。很多公司面临压缩开支和根据终身就业体制保障劳动力利益的两难境地。尽管法定就业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传统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数雇员无合同或假定为终身雇佣，这样企业很难在经济衰退时期解雇其雇员；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业破产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为困难！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其它国家乃至中国难道不存在？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日本病的病症之四是“驾驭市场”的偏颇。“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对待市场机制，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较为放任的市场，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一种是较为自负的态度，相信政府的自觉决策能够较之市场的自发演进更为有效，而日本乃至亚洲恰恰就是后者。我们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