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计行为研究的方法论

　　会计行为是指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行为、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行为、政府的会计管制行为等。由于企业不过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一组契约(J·March，1963；J·J·Rousseau，1947)，不同的会计行为选择将影响着契约相关个体的利益，包括投资者、公司员工、消费者、社区乃至国家的利益。如近年美国国会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订，以保护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同时，在我国的特定现实下，不当的会计行为给处于弱势的契约相关个体，包括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可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会计行为是一种具有重大利益相关性的社会行为。
　　会计行为具有社会性和重大的利益相关性，必然引起学界对会计行为研究的重视。会计行为研究是对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行为、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行为、政府的会计管制等行为的产生原因、最优化行为的标准、行为的后果等进行的研究。纵观对会计行为的研究，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规范研究为主流的阶段；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实证会计为主流的阶段(R·Mattessich，1996；汤云为，1997)。在会计行为研究中，规范研究从会计的目标出发，强调通过逻辑推理建立一套理想的会计行为规则，进而以理论上最为合理的规则指导现实中企业的会计行为(，1976)。实证研究则从所观察到的会计行为现象出发，试图解释这些会计行为或现象发生的原因，特别是以统计意义上的大样本为基础，对某些会计行为的行为动机如盈余管理中的报酬契约(动机)假说等进行了探讨。尽管会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如规范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演绎法，而实证研究却采用了归纳法，但就这两种会计行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而言，都体现出研究者具有共同的社会观和个体观，都试图从总体或整体或事实上去解释或研究会计行为。显而易见，两种会计行为研究都未探寻导致具体个体(企业)的特定会计行为或现象的行为动机，未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意义。一言蔽之，学界对会计行为的研究反映了方法论的总体主义。
　　会计行为是个体的社会行为，采用总体主义方法论是否足以解释会计行为呢?无论会计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对具体个体的会计行为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基本上认为不同个体的会计行为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换而言之，总体是由无差异的个体所构成的。但在现实中，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环境，不同个体的会计行为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也有部分企业进行了合乎质量要求的信息披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上市公司为主)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十分重视，但也有部分企业(国有企业为主)出于不同的动机不重视选择会计政策。即使在重视政策选择的企业，受不同利益的驱动，其政策选择行为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既然不同个体的会计行为不同，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研究不同个体的会计行为，认识其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意义或有其价值。综观70余年的会计行为研究(R·Mattessich，l996)和百篇公认的知名会计文献(L·Brown，1996)，对个体会计行为差异的认识是否足够(至少未获普遍认同)，或许应成为会计理论界思考的问题之一。
　　会计行为的重大利益相关性，导致了政府对个体会计行为的管制，从而引起了学界对管制行为的关注。但正如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所强调的，个体的会计行为、在总体中个体会计行为的相互影响、社会制度和会计行为的总体结构都是互相包含的，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是同一现实中相互影响的。在我国会计行为现实中，经常呈现出这样的现象或过程：特定个体有意识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和披露行为，导致了会计管制行为有意识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又进而导致了相当多个体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和披露的无意识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会计行为的常规化过程。如同其他社会行为或现象一样，会计行为相当复杂，采用总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进行研究，都很可能难以真正认识会计行为。对复杂会计行为或现象的深入认识，不仅需要在总体上和个体上展开，而且需要从社会互动层面——同一会计行为现实中互相包含的主动和被动、原因与结果、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加以考察，要求将总体观和个体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综合了总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有望为学界研究会计行为提供新的方法论；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研究会计行为，或许能够使学界获得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