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把农民从对土地的单一性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异，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中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常常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使之成为城市工厂中的工人而实现的，因为正是这一过程而保证了大工业扩张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而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工业化初期那样将农村居民置于生存的临界极限，相反，农民到城市就业大都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尽管20世纪8O年代末、9O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曾经形成一股直到现在都没有衰退的“民工潮”，但农民的进城和农村城市化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后果。因此，在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中，尽管国外有着大量的研究资料 ，但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同，大多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而在国内，虽然迄今为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中有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但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仍然是一个难以启动的话题。 同“城市化”概念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变化相对照，“市民化”概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

　　从现状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已经获得非农化职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的人；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从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被征用状况来看。第一部分的农民往往是土地完全被征用的农民，他们一般居住在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地方，身份正在或即将被改变而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市民。第二部分的农民土地还没有被征用，仍然在传统的农村、农业框架中生产生活，他们一般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第三部分的农民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往往被部分征用，既难以在传统的农业框架中生存，也难以在城市的框架中生活，是处在“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已经非农化的农民在市民化上可能要比另外二类群体的农民(指上述第二、三部分农民)容易些 ，最起码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非农经济来源与基本的生活保障，已在物质基础上斩断了与传统农业、农村的直接联系。

　　农民市民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上讲，在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中，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应该是三位一体、共同推进才是较为理想的过程 ，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它们却表现为一种特有的时序模式(即先有非农化，再有城市化，最后才是市民化 )，而且彼此之间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物质形态上的问题，它受政策、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当经济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且制度上的条件也可达成的时候，农业和农村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农民与市民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上的约束之外，它受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因此，当我国在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之后，可能还有很长一段农民市民化的道路要走。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终极目标。其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