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进入“十二五”时期，京津冀都市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典型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效益将会逐步凸显，北京、天津的经济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扩大。纵观世界发展规律，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迁移和专业化生产是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同地区一定的经济差距是有利于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京津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宜按照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规律，带动周边发展。京津集聚、吸引先进产业，转移落后产业。加强各区域的协作、磋商，在合适的经济差异下，实现一体化发展。

　　【论文关键词】京津冀；空间经济学；一体化

　　一、研究现状

　　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是从国际关税同盟的角度提出的，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手段、贸易条款等进而转向生产领域的联合。国内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过去更多的是介绍国外的有关理论，近些年才逐渐将视角转移到国内。如张佑林（2000）认为所谓一体化，其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宋巨盛（2001）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动态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三个方面。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角。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空间经济学视角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差异，合理地解释该差距在一定时期合理差距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遵循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一般理论，探索京津冀实现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三、实证研究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在实际的经济现象中，经济空间彼此之间存在距离，因此无论如何缩小贸易成本，经济差异不可避免。这种差异体现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各方面。京津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据各省市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北京人均GDP达11630.23美元，天津为10595.03美元，河北为4161.17美元。凸显了京津的强大经济实力。北京第三产业达到70%以上，第一产业仅仅占到10%；天津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河北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第一、二产业比重均较大。而这种产业结构又是就业结构的表现。随着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推进，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加上目前农业机械的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步步加强，也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乡土情结严重，会首选本区域城市。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经济总量巨大，产业门类齐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制相对更加灵活。无形之中会缩小工人、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根据空间经济学，由于这两个首位城市产品种类多，同样的工资水平会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增加了消费福利，相对地就减小了消费价格指数。此即反映了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样由于京津冀产业门类多，工资水平高，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工人，而且京津大量的外国驻华机构及旅游资源也会吸引更广泛的人群，会带动其更多的消费，反过来促动企业更大规模地进行生产，此即形成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然而产业和企业的过度聚集也会增大企业之间更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形成互相攻讦、恶性竞争市场份额的极端情况。果如此，企业就有离开和分散的动力。但是只有竞争的成本（比如因为工资上升、产品降价造成超额利润下降）大于集聚获得的收益时，这种扩散现象才会实实在在地发生。
　　目前，北京和天津任然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投产，这种吸引力还会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尽管京津冀存在较强的行政干预，阻碍一体化的发展，但北京和天津仍然显示了其黑洞效应。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滨海新区投入了千亿元以上的资金，对北京的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也投入了不少资本。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快速提高，且近几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市内的交通、娱乐设施、公共生活基础设施、甚至生活用水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就是说投入到这两个城市的资金都发挥了效益，而且是带动了全方位的社会进步。反观河北，唐山依托其强大的制造业有较强的集聚人口、产业的功能，承德依托其旅游资源、石家庄发挥其交通枢纽功能有一定集聚力外，其它地区战绩平平。综合来看河北规模以上工业的经济数据，2011年，1到12月份，企业单位数是15994个，主营业务收入为31738.6亿元，利润总额1594亿元，亏损企业1980个。月均增长值为10%左右，而天津1到12月份达到月均20%以上，北京也大概处于20%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区域经济的自我放大效应。京津经济体规模巨大，人均水平高，集聚力量强大，市场放大效应也强于同时期的河北。
　　为了从经济中获益，人们不惜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也要想法在北京谋得一份工作。尽管交通拥挤不堪，人们还是欣然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数百万工人移民到经济机会集中的沿海地区，北京和天津更是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地区工人。但是，有关政府部门要动态地关注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结构，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便使三省市在产业发展方面不至于过度地极端。因为极端就会很脆弱，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不强。只要市场预期有稍微的波动，就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聚集。会对经济造成剧烈的震荡。美国的钢铁城匹兹堡就曾因为钢铁生产在经济中占到80%以上，而在二战后当美国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进一步兴起时，匹兹堡不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因循守旧。成为一时间美国经济的弃儿。接着就是经济近乎崩溃。同样经济行为过度分散化，也会产生平均主义的落后思想，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无形桎梏。中国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实行国民经济大而公的政策。实行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失去的二十年。回到京津冀，以目前的发展水平，虽然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不足之处还有很多。依世界城市化规律、空间经济学原理，当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就是在存在较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由非均衡发展战略积累而成），实施均衡战略，但要注意不要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