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认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他指名批驳儒家“亚圣”孟轲的“何必言利”的论调，认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把利和欲看作是违反仁、义的恶事，不许人们“言利”、“言欲”，这完全是“贼之人生，反人之情”。李觏认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就不是贪与淫。义和利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他明确指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此“性欲”指的是人的发自内在本性的各种欲求。礼与人的本性欲求之间是可以统一的，两者之间是可以调和的，礼是能满足人性的要求，而不是只对它加以限定。这里需要注意，李觏虽批驳孔孟等人的论调，但指出孔孟并非不求利、不言欲，他们求的是大利、争的是大欲。

　　李觏提倡利欲，讲求功利，但并未否认、排斥道义。他认为义是礼的别名，而礼是“为而节之之谓也”。因此义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他认为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节用，量人以为出。特别是统治者，更不能利欲过度，“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凶人。凶人嗜利，盗之所由兴也。”李觏反对扬雄在《法言》中所说的“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并进一步指出，众人之所以多欲，是统治者剥削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利欲不能过度，不可无节制的追求，特别是统治者，切不可贪得无厌，这样必然会因欲得祸，其宗旨在于“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

　　李觏基于义利双行的观点，认为传统儒家奉行的“贵义贱利”是本末倒置。他指出“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比先富其国焉。”于此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义利观引申到治理国家上，为后来的“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准备。李觏认识到社会物质财富对国家的政治礼教、人们的道德风貌起到的决定作用。要使国家富强，不是通过增加赋税，加重人民负担来实现的，而是要强本节用!如何强本，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他积极吸收借鉴儒法两家思想的精华，渴望能为当时的状况找到一个有效的药方。他认为应该在实行王道的前提下运用法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譬如帝王应率民以法令等等，以求达到强本富国的目的。

　　二、有关财富生产、分配与消费等的经济伦理思想

　　李觏是一个注重生民实际利益的思想家，对人民的衣食生计极为关心，因此，他特别注意研究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

　　(一)关于财富生产的伦理思想
　　北宋中期，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已经三位一体，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土地，极端凶残地压榨农民，剥削农民。针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农为本”的李觏专门写了《平土书》和《潜书》等著作。他提出平土均田，主张恢复《周礼》的井田制，抑制大官僚、大商人兼并中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这也是李觏关于财富生产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李觏认为“生民只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才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之策。为了解决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李觏反复强调他的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制止两极分化的主张。“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岁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